张弘|五四运动为当时“四五线城市青年”提供上升机遇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中心主要在北京上海，在一些非中心城市，五四运动如何传播并影响了当地的青年？他们怎样通过五四运动的契机积累各方资源，进而脱颖而出？通过舒新城和凌独见两人的个案，五四运动从中心向其他地方扩散的过程可见一斑。

非中心城市，五四运动为地方青年提供了上升机遇

舒新城：借助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而成名

舒新城出生在湖南溆浦县东乡刘家渡，小时入私塾读书，因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原因，“虽读了近二十年的书，但除于十年前在湖南高等师范正式读过四年而外，其余的时间大部分都消耗于私塾、法政讲义所、自治研究所、单级师范，连正式的中等学校都没有进过。”

1908年秋季，他进入县立高等小学，接触到《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等新学书籍。后来因“热心于所谓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

在同学的帮助下，舒新城不但继续了学业，还学会了英文。受到了正在长沙湖南师范学校任教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舒新城在读书之余，越发关注与思考教育问题。他已经学会了写报刊文章，开始向各报投稿，所得稿酬可以换取一两个月的免费报纸。

1916年7月，舒新城担任《湖南民报》的编辑，开始了两个月新闻记者的生涯。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数次向陈独秀写信致意与表达自己的见解，其中一封谈教育问题的信，且被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改名后的《新青年》第1号上。

这一时期，舒新城一边求学，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还要不断卖文乃至在长沙兑泽中学客串音乐教员以补贴生活。1917年暑假，舒新城高师毕业，遂正式就任长沙兑泽中学教员，兼教英文，后因人事问题于1918年6月离开兑泽中学。

大概1915年前后，舒新城开始与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美国牧师饶伯师交往，或许是受到饶的影响，舒新城加入了饶伯师所在之基督教长老会，于1918年11月到长老会所办的福湘女学校担任教育学科教师，还在省立第一中学兼音乐课。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舒新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使我走上学术研究的康庄，同时也奠定我著述志业的基础。其原因半出该校，半由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动”。

在福湘女校，舒新城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定与生活上的平稳，可以不太受外界扰攘政局的影响，专心读书、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适逢该校图书室，有杜威、桑戴克、詹姆斯、孟禄、贺尔(Stanley Hall)等人的各种教育及心理学著作，以及其他英美文学、社会科学的书籍”。舒新城在这里不仅博览群书，还提高了英语能力，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成功完成了第一部教育著作——以贺恩(H. Horne)的一本书为据，编成一本五万字的《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1919年11月，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该书被尚志学会以一百五十元购去，由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5月出版，销路颇好。

利用教务长的身份，舒新城对福湘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教学改革，“以较新的教学方法，灌输较新的国家知识”。“不到半年，不晓国民学校是什么的学生，居然有人请他到公共教育机关去演讲了”，学生的国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数月之间，学生思想大变，最后我因思想冲突去职至于全体哭泣”。

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扩大，新文化运动越来越有声势，受激于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这时舒新城也将自己的文体由文言改成了白话。

1919年8、9月间，，舒新城便在《学灯》上以笔名“畅吾”发表了《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的长文。在该文中，舒新城列事实、讲道理，既批评了教会学校的缺点，也肯定了其优点。在此基础上，舒新城提出了自己对于教会学校的几点希望:希望办教会学校的外国人根本觉悟，与时俱进，拥护新思潮，把学生培养成新国民。舒新城这篇文章，尽管不乏对教会学校的肯定，可仍引起长沙教会人士的极大反弹和愤怒。最终，虽然有学生的强势挽留，舒新城还是抵挡不住福湘学校中教会人士的逼迫，不得不在1919年10月29日辞职离校。

而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两报早已开辟新思潮专栏，宣扬新文化，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领先全国，“未必非二报之功”。

辞职前，舒新城与同在长沙各学校教书的旧同学方扩军、宋焕达、杨国礎等人已经在筹划创办一个教育杂志—— 《湖南教育月刊》，最后四人推名气最大、经验最多的舒新城为总编辑，宋、杨为编辑，方为经理，在1919年11月1日发行杂志创刊号。杂志主要关注湖南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判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

《湖南教育月刊》是个同人刊物，每期五六万字，定价一角。在出版的五期杂志中，部分文章或翻译自英文，或转载自长沙《大公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署名的文章作者除了创刊者四人外，毛泽东、杨树达、蒋作宾、李肖聃、张效敏等人都名列在内。其中，包括停刊宣言以及一些文章的导言或跋语，以舒新城发表的文章最多。舒新城的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围绕教育理论、教育问题展开的，其中也有几篇是直接赞扬或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大概是因为张敬尧对湖南教育界摧残和压制太深，在这种摧残和压制下，《湖南教育月刊》不得不自动停刊。这种不满和痛苦在舒新城充满悲观主义和哲学思辨色彩的文章《痛苦的解除——快乐》中，有充分的流露。

舒新城的《甚么是湖南人的文化运动》和《痛苦的解除——快乐》两文，实际上正是回应了《本刊停版宣言》中所说的“停版”之“外部原因”:一、“湖南无教育可言……现在湖南的教育，完全死绝——目前湖南也有少数的学校，挂牌开学，但与我们所讲的教育无关”。既然如此，“讲些空话，又有什么用处?”所以决定停版;二、湖南的政治高压，让人不能畅所欲言，湖南的出版法也管束很严，“无论发行何种出版物，必要经政府的允许，所有稿件，都要检查——没立案及无社址的出版物，则派员在各印刷所检稿”。《湖南教育月刊》属于不获政府允许的出版物，为怕军阀查究，杂志上没有列社址，由同情的印刷所私下印刷，稿源主要出自四人或与四人有较密切关系的师友，部分来自转载。尽管有这种种的困难，舒新城与他的同人还是成功出版了五期《湖南教育月刊》，到1920年3月，迫于政治压力，自动宣告停刊。

湖南教育月刊》后四期印数都在两千册，第1期则为三千册。《湖南教育月刊》在长沙与上海都设有代售处，发行也遍于全国，应该是有许多人尤其是学生能够阅读到该杂志的。1920年3月，它被官方注意乃至被迫停刊，事实上也表明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舒新城在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时，即已经意识到办刊的困难及个人前途的不明朗。在第1卷第1期出版之前，他曾向三位新文化运动名流——胡适、陈独秀、张东荪写信求助，希望得到这三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指导、说项与赐稿。其中他写给胡适的信最长，所述事情最多，当然期望也最大。

不到五天，在还没有收到胡适复函的时候，舒新城借《湖南教育月刊》出版的机会，迫不及待地于11月4日给胡适写了第二封信，向胡适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请先生批评指教。二、请先生在各报纸杂志上介绍。三、请先生作文章给本月刊。”同时舒新城又向胡适述说了在湖南办刊物的难处与湖南教育界的悲惨状态，以及政治上言论不自由的现状。

对于第一封信，胡适写了复函，只是今日已经无法得见，经由舒新城写给胡适的第二封信，可以知道胡适在回信中没有支持舒新城在美国半工半读求学。

舒新城同时也给另外两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名流张东荪与陈独秀写了求助信。相对于胡适，舒新城写给张东荪的信则收到更为积极的答复。张东荪立刻把这封信以“舒新城君来函”的名义公布在《时事新报》上。为满足舒新城的约稿要求，张东荪应该还寄给舒新城一篇文章《我的教育观》，该文旋即被作为首篇文章刊发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

“五四”后，两人“常有通信”，当舒新城1920年5月在长沙待不下时，也是张东荪首先伸出援手要其去投奔。舒新城遂于1920年6月下旬赴沪，暂住张东荪为之安排的姚主教路松社。舒新城在上海的三个月中，大概与张东荪、俞颂华等人经常讨论翻译问题，并一起在《时事新报》、《晨报》等处发表文章，讨论翻译的技术问题。此外，这段时间，舒新城应该参与了张东荪负责的《时事新报》的编辑工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1920年10月底，张东荪作为宣传新文化的名流被邀请至长沙演讲，其中在湖南一师就作了三次讲演，舒新城至少担任了第一次演讲会的主持人与第三次讲演的邀请者。

1920年6月，在张敬尧被赶走后，湖南一师改由易培基(寅村)任校长，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名将、北京高师毕业生匡互生及其同学熊仁安实际主持校务。1920年9月初，他们到上海聘请舒新城等人到湖南一师任教。除了舒新城，他们还从上海、南京等地聘来原浙江一师的夏丏尊、沈仲九等人，从武昌中华大学聘到余家菊、陈启天等人。这时长沙教育界刚从张敬尧的高压政策下解放出来，又受到杜威民治主义教育宣传的影响，报界和一般教职员都在迎合五四新文化潮流，推行新教育，学生亦愿意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文化思潮。舒新城等一帮一师的新聘教员，加上徐特立、孙俍工、李达、周谷城、田汉、王鲁彦、赵景深以及一师附小的毛泽东等人在内，大展身手，“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办教育”，推行教育改革，实行能力分组与选科制，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思潮，使得一师很快变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盛极一时的浙江一师齐名。

舒新城在湖南一师教授教育学及教育心理学，平常大购新书，亦偶尔去湖南其他学校演讲教育问题，宣传新文化思潮，并与夏丏尊、沈仲九、余家菊、陈启天结下深厚友谊。1920年秋，当主张联省自治的章太炎及宣传新文化的杜威、罗素、蔡元培、吴稚晖、张继、张东荪、李石岑、杨端六等名流到长沙讲演时，包括舒新城、毛泽东、杨国礎、张平子及夏丏尊等人都参与了接待与记录演讲的工作。

1921年7月，舒新城在长沙湖南一师待不下去的时候，时任中国公学教务长的张东荪邀请他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而通过张东荪引述的舒新城此语，可以知道舒新城对于其时声势颇大、影响颇广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基本上是不赞成谈主义的，这与张东荪先前的看法倒不太一致。

凌独见：受益新文化运动，成名心切葬送前程

凌氏名凌荣宝，浙江衢州江山县溪滩乡人。有说其眇一目，故又号独见。凌家出身为小业主，在杭州官巷口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柴炭店。据凌氏自述， 1915年即《青年杂志》创刊那一年他已写了不少“卑劣得很”的白话诗，

大概1919年中，凌氏进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二部”。“二部”中的学生是浙江一师中一个特殊的群类，不属于本科，而是中学毕业或小学教师来一师培训一年者。因此凌氏在一师本不能入施存统等“本科生”的法眼。

1911年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上，施存统发表了《非孝》一文。监狱母亲被父亲虐待的状况，以及礼教对个人的束缚，施存统攻击中国传统的孝道，轰动一时。仅《申报》就发表了32篇文章，《民国日报》发表了40篇文章。凌独见在自办的《独见》周刊批驳，扬言要和施存统法庭上见，告他“忤逆唆使犯煽惑他人为恶”罪。这篇文章显示，凌独见不但能够直接用白话与白话争，而且能熟练自如地运用当时几乎所有时髦的新概念和新词语。“我以为孝有广义狭义之分别；善事一己的父母，是狭义的孝，善事全社会的父母，是广义的孝。新伦理的孝，是广义的孝。广义的孝，换句话说，就是博爱……从社会方面说，子不孝亲，是社会最大的障碍，现在研究社会的科学，一天发达一天，我们都晓得社会是个人与个人互相扶助的，不孝自己的父母，焉能帮助别人家”。

凌独见的主张得到了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的来信支持， 《独见》其创刊号1000份很快就卖光了。他还因此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剑丞）攀上了交情。

1921年9月17日，大概是由夏敬观推荐，凌独见成了浙江省教育厅的办事员。 11月凌氏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在讲习所学习的两个月里，黎锦熙讲“国语文法”和“国语教学（授）法”，钱玄同讲“声韵（国音）沿革”；而胡适则正好讲“国语文学史”在北京，凌独见曾在新文化传播的重镇《晨报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从中颇能见其当时的心态。

到1922年，最早不超过8月中旬，凌独见出版了一本《国语文学史纲》。此书出炉的背景是1922年3月浙江省教育会办国语传习所，要凌氏去讲国语文学史；他答应了，要编讲义。省教育会特别请凌氏去讲国语文学史，这与他参加过教育部办的国语讲习所，已是省内的“国语专家”密切相关。除了能在省国语传习所授课之外，此时凌氏还有资格在浙江省内各地巡回演说“国语”和“国音”，按照此前胡适给他们的寄语，各位“回各省去，负的责任很大”。

除了在框架和思路上承袭胡适之外， 《国语文学史纲》处处能见到凌独见读新文化主流书刊的影子。以上都证明了所谓的“卫道青年”凌氏不但常读《新青年》，而且深受其影响，不到半年就能将其中的内容引入自家文章中。

1923年2月，《国语文学史纲》改名为《新著国语文学史》后出版（以下简称凌著）。是商务印书馆为求销路，将凌著从国语传习所讲义摇身一变为“中学用书”，新版的封面加上了“中等学校用”字样。因此商务印书馆办的《教育杂志》和《申报》中的广告均吹嘘凌著是“材料丰富得未曾有，为中等学校最切用之教本”。正是这些“变动”引发了胡适及其同人的注意，他们开始有所动作

1923年2月25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批评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芜杂谬误。1924年8月7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章衣萍的长文—— 《糟糕的国语文学史》。章衣萍看来凌著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适）著《国语文学小史》（按，即胡适在国语讲习所用的讲义）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

此时，新文化运动声势已经很大了。1919年底蔡元培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觉得“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到1920年教育部竟真就颁布小学教材改语体文通令和公布《国音字典》。这些超前的部令章程， 让各地的五四青年们都会把它们当作政府强力推行“新文化”的信号。利用这些信号，他们就可以“借新思潮做出人头地的阶梯”， “借新思潮做自己地位的护符”。

凌独见的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广大的地方读书人眼里拥有了足够唬人的金字招牌。它1923年2月初版， 6月即再版，速度已是相当快。

而另外有一批地方读书人则通过“修正胡适这个或那个观点”来逆向赢得关注。而地方读书人希望得到新文化重要人物关注的心思往往是希望满腹，却经常落空，尤其是他们对于胡适的期待。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既是凌独见一生在文坛的辉煌顶峰，又因得不到新文化主流的承认而成为其文字生涯走向籍籍无名的转折点。之后他曾担任过《申报》、《杭报》、《商业杂志》等报刊的记者和编辑。

1927年“大清党”，凌氏再一次出了番风头，不仅组织了一个“丁卯国民革命同志会”，还成为赴南京请张静江赴浙的代表团成员之一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革命过去后，凌独见在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里摸爬滚打多年，却没有脱颖而出，显现峥嵘。他回到家乡江山办了独见书店，成为“安分守己的书店老板”。

居乡的凌独见还是参与创办了当地的抗日刊物—— 《号角半月刊》，并写了《抗战真义浅释》、《中日国运论》、《日本绝对不能征服中国》等文章，其以文字经世的心显然并未死去。

结语

中国的现代转型为舒新城和凌独见、等五四青年开辟了多条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新路，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社会条件与思想气候，使得他们创办报刊（此时正是报刊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时间段），并且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及有声望的新知识分子建立了往来，在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格局中确立了自己的声望，进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进入到阶层上升的轨道。舒新城快速出人头地，可为明证。而凌独见也同样借此名噪一时。

但是，非中心城市的五四青年在接受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并且在地方传播时，并非全然照搬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所有观念。而是加入了自己的偏好和理解，有所取舍。借助对新文化运动的转述和传播，他们的人际范围迅速扩大，并且互相提携，形成了自身的身份认同。

本文主要根据张仲民《时代思潮的地方回应——舒新城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及瞿骏《学说为天下裂》一书中的相关章节编写，并参考了何明胜《施复亮全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