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二）

四、“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文化变迁

那么三星堆文化许多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文物和技术又是怎么来的呢?下面我们就以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信仰和经济交流两方面作些分析研究。

（一）文化序列——三星堆研究的基础与框架

几十年来三星堆遗址等地考古发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个阶段密切相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四期，已分别定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以“宽沿平底罐（尊）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大体共存的还有距今4500～3700年前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宝墩文化”）；距今4000～3600年前的第二期和距今3600～3200年前的第三期，是以“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前以“尖底罐（杯）器物群”为特征的第四期，已按首先发现的典型遗址，定名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金沙遗址。向后延伸，连接到距今2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前以“圜底罐（釜）器物群”为特征的“晚期巴蜀文化”（延续到西汉中期），共同构成了2000多年古蜀考古学文化连续发展的完整序列。

目前学术界己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是“开明氏蜀王”，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1987年我们首次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概念，1995年“宝墩文化”发现后，我们曾认为两者可以合为一体，并认为它们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具体地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很有可能就是蜀国开创者‘蚕丛氏’或‘柏灌氏’时期的文化遗存”。最近我们研究发现，“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虽然有密切的交融和相似性，但在地域、年代、特征上，却保持了明显的差异和独立性。“三星堆一期文化”及其前身“桂圆桥文化”，最早是在距今5100～4800年前后来自于西部山区，以粟作为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宝墩文化”可能是在距今4500年左右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带来了稻作文化，分布于成都平原西南部。特别是“宝墩文化”带来了成熟的城墙建筑技术，不仅8个城址都己有了数十万平米的规整城墙，而且在宝墩遗址建造了有内外两重城墙、面积达270万平米的大型中心城址。“三星堆一期文化”时期，虽然三星堆遗址在马牧河-鸭子河畔逐步建成了300多万平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比宝墩古城年代更早，面积更大，建筑更密集，文物更丰富，但却一直未修筑城墙。上述情况说明，它们是两个有所交叉又相互独立、可以适当加以区分的文化类型，可能分属于两个各有统治中心的古代族群。因此我们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王”，“宝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柏灌氏蜀王”的新观点；而以“鱼凫氏蜀王”为主人的“三星堆文化”，则是在三星堆遗址上由“三星堆一期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他们把“纵目人”蚕丛奉为祖神和主神，并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把宝墩文化逐步纳入其中，开始修筑城墙，在距今3600～3200年间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这个发展序列，相互含接，有所交叉，逐渐变化，并无缺环，表明它们可能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古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蜀族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在综合各发掘单位关于主要遗址年代分期意见的基础上，对古蜀文明发展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历史溯源。

再向前追溯，这支文化最初主要可能是来自西部山区。成都平原由于水泽密布等原因，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一支带有西北彩陶文化特征的人群，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以粟作为主；距今4800年左右，再前进到条件更好的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500年前后，又有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可能是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当地居民一起，创造了以宝墩为中心的史前古城址群，并带来了稻作文化。距今4000年以后，“三星堆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逐渐建立起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并逐步把宝墩文化的各个史前古城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最后形成距今3600～3200年间“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上独大独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就是我们通过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得出的对“三星堆文化”来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

关于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目前可以概括为：

“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初入平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蚕丛；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柏灌；

“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200年，夏商）——鱼凫；

“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2600年，商周）——杜宇；

“晚期巴蜀文化”（距今2600～公元前316年，春秋战国）——开明；

“巴蜀文化余存”（公元前316～公元前100年，秦国汉初）——秦汉。

这些文化的年代常有交叉或重叠，说明它们之间，在不同的地区曾过有过共存或过渡时期，后者是逐步取代了前者的，这或许是古蜀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把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距今3200年左右）作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分界，因为这是古蜀历史上一次重大文化和历史事件的标志。

它既是古蜀国中心从三星堆转到金沙的标志，也是三星堆文化正式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的标志；既是鱼凫氏蜀国被杜宇氏蜀国取代的标志，也是古蜀文明从“神权古国”开始向“王权方国”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十二桥文化”因素应如何称呼，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信仰神权——多地文明汇聚三星堆

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遗址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它们以礼器、祭器居多，从四面八方渐次传入，在进入三星堆古国时，似乎曾经过了有意识的选择，有些在外地已经是“以玉载礼”的玉礼器，或作战使用的铜兵器，到这里却被改变了形式和用法，又退化成了“以玉事神”的祭器。三星堆古国这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神权国家，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狂热，形成一个神圣的宗教祭祀中心。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神权古国祭祀中心逐步增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和吸收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表明这个神权国家的信仰观念既是自身的产物，又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先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三星堆仁胜墓地祭祀坑中，就发现了玉锥形器、玉泡形器等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祭祀坑中也有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器；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的标准器“十节玉琮”，射部线刻人像头戴“菱形眼饰”，很可能是在三星堆时期刻上去的作法于天地之间的巫师；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跪坐人像”，可以与“虎形器座”组合成“骑虎铜人像”，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神微“骑虎神人像”的变异，前来三星堆参加了祭祀活动。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曾对三星堆神权古国有过强烈的影响。

在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形象上，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的影子；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形态和作用，也可能从凌家滩文化“玉雕立人像”乃至红山文化“玉雕立人像”上寻找到最初的渊源。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古国与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一组早期神权古国，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从而促进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形成。

距今约4000年前石峁文化出土的大型“双叉刃玉璋”，与三星堆的“双叉刃玉璋”形状、大小、数量都很相似，可能是其主要的来源。同时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璧”“玉环”“玉斧”“玉琮”等，也与三星堆的同类器物相仿，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明三星堆的玉器有多方面的来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外来玉石器青铜礼器中，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二里头文化、商代文化的器物，证明夏商时期它们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在内地已经是开始作为“以玉载礼”用的玉礼器，到三星堆后则又被强化了其“以玉事神”的作用，主要被用于祭神的法器，或握在跪坐人像（巫师）的手中，或插在土丘（祭台）的两边。在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边璋”上，还仔细地刻上四组典型的“祭祀图”，说明这些玉器都被改造成为神权古国使用的神器。例如“玉璋”引入之后，被当成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最主要工具，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了最方便最重要的人神媒介的特殊功能。加之附近有良好的玉矿（如彭州龙溪玉矿，相距约百里），得以大量制作，仿制，甚至创造出“鱼形璋”、“鸟形璋”等蜀人特有的造型。它们被赋予了“神”力，被经常使用，并多次大量瘗埋于祭祀场所和祭祀坑中，成了祭神通神的最主要中介物，因而在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玉璋的数量、种类、作用、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来源地，玉璋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至于是在中原地区作为主要兵器的“铜戈”，传到三星堆后，也被做成了完全不能实用的“齿刃形铜戈”，献祭给神灵。

上述情况说明，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主要是用于祭神的祭器和神像，大多是被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吸收或吸引而来神器礼器。正是因为三星堆古国作为一个神圣而灵验的祭祀中心，受到远近各地族群的敬仰和想往，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活动，通过多地文化相互汇聚，共同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文明。

（三）早期丝路——海纳百川，共创繁荣

以神灵祭祀为先导，三星堆还加强了与各地早期文明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来往交流。三星堆文化密集地分布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在三星堆遗址中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说明它可能曾是一个高度集中又基本不设防的开放式的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吸引了远近众多的人群前来参加，从而由对“神灵”的追崇与敬重，发展到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各种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文化。在2017年成都举办的“丝路之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成都曾是南、北、陆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这种作用可能在3000年前的三星堆古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成为三星堆文化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可以称之为“早期丝绸之路”。

蜀地是中国最早的丝绸产地之一，蚕丛和螺祖就被认为是蚕丝的早期发明者。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华丽的法衣，可能就是丝绸制成品，成都蜀锦厂曾用古法复制了立人像的法衣。丝绸当时就己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曾经出现在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上，而埃及西亚的金面具、权杖等，也影响到三星堆古蜀文明。但这些金器不是直接传送过来的，而是前来的人们带来了当地的观念和技术，被蜀人所接受，在三星堆制作出来的。他们在金杖上还刻画出鱼、鸟等蜀国的“图腾”，成为了国王的权杖和法杖。金面具也被做成薄片，装在特殊身份巫师的面部，它们是否还具有埃及法老金面具那种“死者灵魂的居所”和“供亡灵再生的躯壳”的双重作用，也值得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经研究是自于南海等地。众多象牙除本地所产外，也可能有些来自东南亚地区。而南亚等地盛行的神树造型和天地人三界、阴阳门升天等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三星堆，促进了青铜神树、神坛的形象和“天门”等观念的产生。

与三星堆交往的各种文化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以二里头和殷商文化的影响最大最多。这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也证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详后）。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神器和观念是自身体制的表现。他们对夏商文化与人员既大量引进和吸收，又有所选择和改造。三星堆古国崇拜的主要神像和法器，都与夏商有较大的不同。而二里头文化传入的主要神像“兽面纹铜牌饰”，可能只在本族的人群中得以遗传，并慢慢退化为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商代青铜器中，三星堆古国主要选择了铜尊和铜罍为主要礼器，有时还把它们顶在头上作为敬献给神灵的祭器。夏商的玉礼器，被三星堆人大量引入和仿制，被拿在手中或播在山上去祭神，还在玉璋上刻画出标准的祭祀场面图像。三星堆文化中也出现了陶盉等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日用陶器，表明是有二里头文化的人群进入。但它们在“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也不具有“鸟头形器把”那么突出的文化特征，只能说明二里头文化是曾经加入到“三星堆文化”之中的众多外来人群之一。“三星堆文化”之中的西亚、南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同样也只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正是在这种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交融中，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正如苏秉琦所说：“中国历史……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如此，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丝绸之路”，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

（四）盛极而衰——三星堆消失之迷

三星堆古国为什么消失?大量神器祭器为什么被打碎焚烧，埋藏到了祭祀坑中了呢?这里可能有一个过度崇拜和过度消耗的问题，即三星堆古国后期违背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最终受到了自然与社会的惩罚。

三星堆神权古国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己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这种不注意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宗教狂热信仰观念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发展动荡和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而在成都等地通过“教民务家”等措施新崛起的十二桥文化集团，正伺机取而代之。大约在距今约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认为是自己的这些宝器已经“失灵”，于是通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把它们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到了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时期。

（五）国体演变——从神权古国到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国”改变了单纯依靠宗教神权的手段，重点使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他们在汉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可能还从这里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杜宇王不再是一味地去祭神，而是积极“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壮大实力，因而“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区的分布范围，比“三星堆文化”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有些文献记载，杜宇氏蜀王还曾明确划定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和边界，说明“杜宇氏蜀国”已经发展成了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成为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不过其体量、规模和作用都在减弱。从地点和祭祀形态来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具有一定的“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患所累，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代，在距今2600年前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直至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来自于《四川文物》2019年01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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