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斯大林约见瞿秋白:中共应先学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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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斯大林约见瞿秋白:中共应先学马列主义

2019年04月30日 21:40:47
来源:周海滨

核心提示:在1928年11月份,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张国焘。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者: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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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独伊简介

1921年生于上海,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瞿秋白继女。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随母亲回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1946年经营救获释,并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2年离休。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从上海出发到大连,辗转到哈尔滨后再到满洲里。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母亲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

这个月的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主席团中有父亲、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六大的政治决议草案是父亲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父亲又改过。这个决议案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通过,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父亲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我2002年又去了一次六大会址,领导人住的房子外面坏了,里面还可以住。开会的房子已经改成民居了。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六大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父亲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他和母亲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里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母亲与我的照片,父亲在上面题有“慈母爱女一九二九年消夏小别”。

大约在1928年11月份,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张国焘。张国焘不通俄语,父亲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9点一直谈到晚12点才结束。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父亲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年底,父亲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结果到1929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其中就有苏兆征不幸病逝的消息。

父亲还在信中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由于在当时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待。孤儿院里的流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像小流氓似的。虽然都是七八岁大,但是打人。我不会说俄语,个子又小,黑头发,他们就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打她!”一群小男孩围着打我。他们还骗我,把我装到一个装旧衣服的箱子里,然后坐在上面,要把我闷死。等到老师来了,他们才肯打开,老师要是不来,我就死在里面了。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老是哭。但是没办法,我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

后来我转到了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有时他还画我牵着一只“小兔子”,写类似于这样的很短的中文信件。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只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时候夏天来,有时候冬天来,冬天来了去坐雪车,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他自己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我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嘛,一笔一画就画出来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父亲和母亲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孩子就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在国际儿童院,我们中国小孩子开始只有三个: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我们那里,因为爸爸妈妈难得来看我们一次,我们三个孩子就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爸爸妈妈。

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