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斯大林约见瞿秋白：中共应先学马列主义

核心提示：在1928年11月份，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张国焘。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者：周海滨

瞿独伊简介

1921年生于上海，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瞿秋白继女。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随母亲回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1946年经营救获释，并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2年离休。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从上海出发到大连，辗转到哈尔滨后再到满洲里。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母亲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

这个月的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主席团中有父亲、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六大的政治决议草案是父亲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父亲又改过。这个决议案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通过，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父亲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我2002年又去了一次六大会址，领导人住的房子外面坏了，里面还可以住。开会的房子已经改成民居了。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六大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父亲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他和母亲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里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母亲与我的照片，父亲在上面题有“慈母爱女一九二九年消夏小别”。

大约在1928年11月份，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张国焘。张国焘不通俄语，父亲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9点一直谈到晚12点才结束。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父亲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年底，父亲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结果到1929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其中就有苏兆征不幸病逝的消息。

父亲还在信中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由于在当时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待。孤儿院里的流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像小流氓似的。虽然都是七八岁大，但是打人。我不会说俄语，个子又小，黑头发，他们就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打她！”一群小男孩围着打我。他们还骗我，把我装到一个装旧衣服的箱子里，然后坐在上面，要把我闷死。等到老师来了，他们才肯打开，老师要是不来，我就死在里面了。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老是哭。但是没办法，我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

后来我转到了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有时他还画我牵着一只“小兔子”，写类似于这样的很短的中文信件。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只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时候夏天来，有时候冬天来，冬天来了去坐雪车，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他自己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我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嘛，一笔一画就画出来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父亲和母亲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孩子就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在国际儿童院，我们中国小孩子开始只有三个：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我们那里，因为爸爸妈妈难得来看我们一次，我们三个孩子就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爸爸妈妈。

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