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不专恃火器”——明末大臣刘宗周如是说

1626年正月，席卷辽东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再度起兵，兵锋直指扼住辽西走廊咽喉的明宁远卫城。此战中，袁崇焕督师明军，以火器对抗满洲精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

据明清鼎革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这处记载为我们认识明末的火器发展水平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此战中，守军以“闽卒发西洋巨炮，一发而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令满洲兵马胆寒。宋应星记载的西洋火器威力更加夸张，“西洋炮”可以“半里之内，人马受惊死”，“红夷炮”则“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齑粉”。虽其威力不至恐怖至此，但其对国人的震撼则可想而知矣。这批“闽卒”所发之“西洋巨炮”究竟来自哪里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火炮来自被称为“红毛番”的荷兰人，故称“红夷大炮”，在与荷兰军队的作战中，明军缴获了这些火炮。该说法原自《明史》的《兵制》。近几年，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教授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在宁远城大放异彩的这十一门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捞上来，经千里运输至京师后调拨宁远的。明朝自万历末年即开始仿制西洋大炮，但仿制品的质量远逊于进口货，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无奈从澳门进口大炮，而澳门的铸炮产能亦十分有限。故只能打起在沿海沉没的西方商船所载火炮的主意。这些商船的自卫火炮并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进入中国后立刻成为有价无市的神器。

图：黄一农教授

可见，早在明末，中国的火器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不止一点，并非一些文艺作品宣称的那样，“从北宋至明末，中国一直引领者世界火器发展的潮流”。如果真是如此，明朝何必要仿制欧洲的佛朗机炮，又何必千方百计进口西洋大炮呢。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骑士被步兵方阵吊打，恩格斯称之为“步兵的复兴”，火器功不可没。满洲骑兵的装备还不如欧洲骑士，如果明军火器真的比西方还先进，明清战争断不至于是这个局面。

图：步兵的复兴

明代官僚的保守无知，自以为是，较之清朝毫不逊色。崇祯朝的工部侍郎沈演，为避免试炮炸裂（前任工部尚书侍郎都因此罢官），不再铸炮，而给京营的御林军装备了“火转城、火狮车、虎飞沙迷目箭、木人火马天雷炮、铁汁神车”等迷之“神器”，除了名字酷炫之外，没见到什么实战价值。崇祯末年，有人上书请传教士汤若望指导铸造西洋大炮，左都御史刘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称“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按：汤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与清代守旧官僚的“礼义干橹，忠信甲胄”那套说辞如出一辙。

图：刘宗周

1625年开始，魏忠贤阉党兴风作浪，掀起多次大狱，打击东林党人。随着孙承宗遭到魏忠贤阉党排挤去职，其经略辽东的幕僚，如鹿善继、孙元化、茅元仪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陆续被罢官。此时西洋大炮的引进、训练都仰仗西方传教士，故徐光启、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举考试中结成了很绵密的人脉关系，故往往与东林党人亲近，此时也一并遭到贬斥。临危受命的孙承宗于辽东数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士大夫们为引进火炮动用全部人际关系的竭诚努力，至此全部化为泡影。在袁崇焕坚守宁远城时，引进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经趋于瘫痪。即使在创造了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仍然遭到罢官。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变又给大明的火器部队以一记重创。

图：明末茅元仪《武备志》记载了很多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