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雯：裴松之注《三国志》补阙方法探析（一）

陈寿的《三国志》写成之后，当时的学者荀勖、张华等赞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认为其史才之高“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当时，夏侯湛正在撰述三国史事，写有《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便坏己书而罢”。这些评价和行为让我们看到，《三国志》在陈寿时代已是比较受推崇的佳作。

但是，南朝宋的时候，裴松之读到《三国志》，却觉得这部书虽是佳作，但有很多瑕疵。裴松之曾言陈寿的书总体上“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具体来说还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等问题。因此上奏宋文帝，力图补充完善《三国志》，即其《上三国志注表》所谓：“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寻详”“周悉”是裴松之亲口所言注《三国志》的目标原则。这样一个目标原则，通过怎样的方法来实现和贯彻呢?裴松之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已经明言《三国志注》的方法可以分为四种：补阙、备异、矫正、论辩，但清人却觉得其本人所言也有所未当，而申言说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方法有六个头绪：“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清人的看法与裴松之本人的看法颇有分合。现在来看，清人的有些看法可以看作裴松之亲口所言四种方法的细致分类。清人所言六端的后四端皆是裴松之所说补阙法的具体情况。由此，我们按照清人所言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补阙方法分为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会有益于裴松之《三国志》注解方法的研究。研究《三国志》裴注尤其是研究裴注《三国》方法的成果已经不少，笔者不揣浅陋，力求在这个领域有所补益，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式的补阙

某些历史事件，陈寿的《三国志》已经记载，但是不够详尽，裴松之“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详细注解，让后人对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关于这一点，论者多以曹操屯田史事为典型例证，说明《三国志》记载简略，裴松之注解详尽的特征和裴松之补阙方法的特征。其实，这样的例证在裴注中还有很多，不止曹操屯田史事，兹举其一二以分类说明。

本传略而补注细。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曹操生平事迹，记到了“龙亢兵变”这件事，这是《三国志》有所记载的事，即“所有之事”，但是只用到四个字：“士卒多叛”，很简略。“兵变的方式是什么?曹操如何在这次兵变中脱身?叛变士兵大约多少人?”有关“龙亢兵变”事件的此类问题，一般读者从“士卒多叛”四个字中难以获得答案。裴松之在这个过于简略的地方、读者需要了解细节的地方，引用《魏书》中的一段文字作注解：“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这段注解文字共计32字，数倍于《三国志》本传，详细记录了兵变的方式是纵火烧杀、暗杀主帅；曹操脱身的方式是勇猛拼杀、杀出血路；叛变总数难以得知，但通过“不叛者五百余人”和“多叛”等信息，可知叛变者当是超过了500人，否则不可用“多叛”字样。这样，历史事件的过程、细节便通过裴注得到补充，这是裴注对陈寿《三国志》“所有之事”的“详其委屈”，委屈，即“委曲”，即事情经过。另外，这样的地方还通过补阙注解的方式完整保存了《魏书》的相关章节片段，于史料留存上确实有益于古今读者。虽然，有些问题即使有了注解还是无从得知，比如兵变的原因等就无从得知，但是这种补阙注解属于“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的方法体系，确实朝向着、接近着裴松之“务为周悉”的注书目标。紧紧围绕目标展开工作，这属于思路清晰、注解有法。

本传细而注更细。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生平事迹，记到“鞭打督邮”这件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记载，但还不够细致，导致人们无法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三国志》本传记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五葬反。弃官亡命。”此可见事情的基本经过，但是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不得见就杖打督邮?二人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本传文字虽然不少，但也无法从中得到解答。这样的记法导致这样一种阅读效果：刘备缚督邮、杖督邮，好似刘备一不随心便不辨是非、挺身而斗、鲁莽行事一般。这样记载，其曲在刘备而不在督邮。若是刘备确实如此，这样记录无可厚非，但若是刘备缚督邮、杖督邮有深刻隐情，那么这一看起来记得很细的写法，便因不符合事实逻辑而变得不妥当。对此，裴松之引《典略》注解：“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由此可见可知，刘备鞭打督邮，具有深刻隐情：督邮此来意在裁撤刘备的官职。刘备求见督邮当是欲有所申说，当是申说自己的军功，但是督邮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遑论申说的机会，这引起刘备的不满，假传政令绑缚督邮并且鞭打之后离职而去。事件这样记录，更符合正常逻辑，也在深层揭示出“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这一诏令是激发矛盾的本质原因。这一事件的记载，《典略》更胜《三国志》一筹，可补本传的不足。裴松之把《典略》相关文字作为本传的注解，也显出裴松之对本传读得比较精细，知道何处有所缺失，知道针对性补阙。这样的力图使事件记载符合逻辑的补阙方法，实际上与裴松之所言的“矫正”方法合二为一了。进一步可以推论，裴松之注解史书具有灵活性和圆融性的特征。

补人与补事融会。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主要记载孙权生平事迹，记到“马越津桥”这件事。“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裴松之引用两部书作注。首先引用《献帝春秋》：“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其次引用《江表传》：“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给使也，以谨直为亲近监，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权爱信之。”这样的注解，仍然具有使历史事件细节更加详细合理的特征，同时我们似乎看到裴松之借《江表传》在《吴主传》中通过夹叙方式为“谷利”立传的意识。这在裴松之的注解工作中，属于“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式的补阙。这种补阙我们在下文会进一步探讨，此处提及，可见裴松之注解史书的原则性与圆融性相结合的特征。

简单而言，这种特征是围绕“详尽周悉”的目标原则不变，但注解有法、法无定法的随时变化特征，这样就使裴松之的注解具有相对独特的史学意义，值得赞誉。钱大昭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裴松之的注，有很多地方既超越《三国志》本传，又超越诸史杂书所记，确实有“会通”之功，也即史料的融会贯通贡献；确实有“别成”之趣，也即裴松之注解的独立史学价值。

二、“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式的补阙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正如高凯所说：“《三国志》裴松之注所补充的史料，涉及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俗以及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确实对陈寿《三国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拾遗补阙之功。”我们在此选择其中几点再作说明。

补经济史上的缺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关于这次租赋调整。裴松之引《魏书》所载的曹操命令补注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一可见当时经济文书的基本面貌，二可见当时减免租赋后的比例：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且可以以此为基础推测袁绍时代河北地区的租赋定重于此。这些对于了解三国时期的经济情况具有价值。

补军事史上的缺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裴松之引《魏书》补注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对曹操推行的军功爵制作了详细补充说明，并且，裴松之作了按语。本传、裴注引文、裴注按语，成为连续线索，可大体推知汉魏六朝军功爵制的历史演变轨迹。

补外交史上的缺失。《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关于这次外交活动的外交礼品，裴松之引用《吴历》补注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陆逊大破刘备，孙刘联盟破裂，孙吴通使曹魏，于这次外交活动的外交礼品，裴松之引用《吴历》补注曰：“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文帝报使，致鼲子裘、明光铠、騑马，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

补民族史上的缺失。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评曰：“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此评，陈寿意在指出前代史书如《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对周边部族政权都有记载的记史传统，也传达出自己继承这种传统的意愿。但是，《三国志》对西部部族政权并没有专门记载，主要是记乌丸、鲜卑、东夷政权的史事。显然，这无论是相对于前代的《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言，还是相对于他自己所传达的记周边部族的意愿而言，都不够完整，都有缺失。为此，裴松之在陈寿“评曰”之下，引《魏略·西戎传》3000余字为西部诸部族政权在三国时期的历史情况立传，很好地补充了《三国志》民族史上的明显缺失。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关雯，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与文论。

文//来自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