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略论巴与蜀的文化关系（二）

三、巴、蜀的矛盾征伐与兴亡

巴国与蜀国、楚国是友邻，关系密切，但也常闹矛盾，有时候还要发生战争。

首先看一下巴国与楚国的关系，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巴与楚的关系就有较多的记述。从春秋时期开始，巴与楚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相邻的两个大国，但在中原各诸侯国的眼中，仍被视为蛮夷之国，所以巴与楚常常结成同盟，以维持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譬如楚与巴曾联合讨伐位于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在鲁文公十六年（前611）又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今湖北竹山一带）的庸国。联盟带来的好处，是使双方都获得了壮大。

巴国曾和楚国结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兼并江汉流域的小国，但巴与楚也经常发生矛盾，后来又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譬如双方出兵伐申时，楚文王使巴军惊骇，而导致了巴与楚关系的破裂。《左传》与《华阳国志》都记载了此事，究竟是什么原因则没有详说。总之巴人非常不满，转而出兵伐楚，在津地（今湖北江陵一带）将楚军打得大败，楚文王也因此而病死了。这是鲁庄公十八年（前676）发生的事件，到了鲁哀公十八年（前477），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今湖北襄阳附近），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击败了巴军。这是巴、楚之间两次比较大的战役，其他各种小型磨擦就更多了。《华阳国志·巴志》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水经·江水注》也有“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国多次迁徙都城并建立了陪都，很可能也与巴、楚战争而引起的形势强弱变化有关。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因为受到楚国的威胁侵逼，在四川盆地东部曾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枳（今涪陵）建立都城。由于楚国的进攻，巴王只有迁避都城，退保阆中，而由巴王子据守枳城（涪陵）。

在特定情况下，打仗要消耗国力，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最明智的做法仍是和为贵。战国时期巴与楚曾采用联姻的方式，来改善两国的关系。《史记·楚世家》与《左传》昭公十三年（前529），均说楚共王有巴姬，并有巴姬埋璧立嗣的记述，巴姬就是巴国嫁于楚国的宗室女。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战国时，尝与楚婚”，说明巴国与楚国的这种联姻通婚关系，从东周春秋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当时巴国可能遭到了蜀国的攻伐，巴国的国内可能也发生了动乱，巴国将军巴蔓子不得已才向楚国求救。因为两国王室通婚，加上有获得三城的巨大诱惑，所以楚王立即派兵援助，很快就平息了巴国的动乱。接下来楚王便要求巴蔓子兑现诺言，割让三城。巴蔓子是巴国的忠勇之臣，当然不会将巴国的领土拱手送给楚王，于是自刎以谢楚使，被称为巴国历史上典型的千古忠烈人物。巴蔓子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方志说施州（今湖北恩施）迄今仍有巴蔓子庙，忠州附近有蔓子冢，传说重庆通远门内亦有巴蔓子墓，这些都已成为古代巴、楚关系的佐证。

其次就是巴国与蜀国的关系。巴、蜀虽然友好，但也常闹矛盾，甚至发生过战争。我们知道，蛇是巴人的族徽，象是蜀人崇尚的动物。《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就隐约地透露了巴、蜀之间复杂的关系，甚至曾发生过争战。从文献记载看，在开明王朝向东拓展疆域的时候，曾越过嘉陵江，征服了巴人的许多地方。蜀王鳖灵曾率军征服了嘉陵江以东的大片地区，并占领了阆中。例如《太平寰宇记》卷86记载阆中有仙穴山，《周地图记》说：“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舆地纪胜》卷185也说：“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蚕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在征服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华阳国志·巴志》就有“巴、蜀世战争”的记载。文献中还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记述，指的就是开明王朝东扩的结果。可见蜀国比较强势，巴国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抵挡蜀国的进攻，被蜀国攻取了不少地方。据《史记》之《楚世家》与《六国年表·楚表》记载，开明王朝还曾出兵伐楚，攻取了楚的兹方（今湖北松滋县），势力到达了鄂西的清江流域。《方舆胜览》与《太平寰宇记》中也有相关记述。徐中舒先生认为，有些史料“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蜀国通过征战占领的部分地区，后来又被巴国夺了回去。譬如巴国夺回曾被蜀国占领的阆中，重新占据嘉陵江以东地区，并在阆中建立了都城。史籍中还有“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的记述，说明巴、蜀之间在疆域方面的相互争夺由来已久，成为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

在巴、蜀的北方，秦国经过变法改革，日渐强盛起来，对巴、蜀虎视眈眈，早就有了攻取之心。蜀国与巴国关系友好的时候，可以联手抵御强敌，抗击秦军的侵犯。一旦蜀国与巴国的友好关系发生了重大裂痕，麻烦也就来了。到开明王朝十二世的时候，巴、蜀关系已然紧张，矛盾已有扩大与加剧的趋势，双方已处于敌对状态。《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王朝后期“巴与蜀仇”，记录的便正是这种情形。后来，“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蜀王的弟弟苴侯因为私下与巴王为好，蜀王对此大为恼怒，所以派兵讨伐。蜀王出兵攻巴以及苴侯和巴王向秦国求援都给秦国以可乘之机。

当时秦国正在谋划攻取巴、蜀，认为蜀国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对巴国的征伐，犹如历史上的“桀、纣之乱”，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秦国君臣分析了形势，做出了决策，于是迅速派出了大军，开始向蜀国与巴国进兵。终于将巴、蜀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四、巴、蜀被秦统一后的情形

秦并巴、蜀后，为了加强对巴、蜀的统治，曾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在对待巴、蜀的方式上，还是有所侧重的，秦国的重点主要放在对蜀地的经营上。在政治措施上，秦国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秦相继分封的三位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恽、公子绾）虽然在不到三十年内皆死于非命，而秦初置的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则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之多。为了加强对巴、蜀的控制，秦国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此外，据其他文献记载，还修筑了江州（今重庆）城和阆中城。这些城市都夯筑有高大的城墙，上建观楼、射阑，下建粮仓，城内有街道、府舍、市肆与居民住宅区，为秦人提供了驻守和控扼巴、蜀地方政权的便利，同时也促进了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尽管任命了官吏、派驻了军队，但秦对蜀地的控制仍不放心，于是又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便是指此情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至少有数万人之多。从当时的人口数量来看，这绝非小数字，足见秦是下了决心要彻底将蜀与秦融为一体了。史载开明王朝败亡后，蜀王子孙及其部族流散于西南各地，蜀国的一位王子安阳王则率领所部兵将与家属三万人辗转南迁，在交趾之地建立了安阳王国。加上战争中的死伤者，这些都造成了蜀地人口的锐减，秦可能也是有鉴于此，才大量移民入蜀。常璩所说“实之”，便有补充与充实之意。从考古发现看，20世纪中叶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国的移民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秦灭六国之后，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譬如《史记》与《汉书》记述的临邛卓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卓氏与程郑都是利用临邛附近丰富的铁矿资源，开采冶炼并铸造、生产各种铁器，远销各地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了蜀中的富户。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对巴人主要采取了联姻与怀柔的策略，来加强对巴地的控制，如《后汉书》即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秦朝对待巴人中的经商致富者也很有策略，比如巴寡妇清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史记》记述：“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此外，秦对待板楯蛮的态度也很友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巴志》记述，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在秦、蜀、巴、汉境内伤害千余人，秦王乃重募能射虎者，“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王原来悬赏，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白镒，却又因为射杀白虎者是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给予减轻租赋等许多优惠政策，“夷人安之”。秦的这些做法，微妙而又讲究，既笼络了人心，又强化了对巴人的控制，手段可谓高明。这说明秦对治理巴、蜀有着清醒的认识，采用了一系列有效的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秦统一巴、蜀后，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了巴、蜀地区，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譬如古代蜀人有浓郁的“尚五”观念，蜀有五丁力士，宗庙有五色帝，大石称五块石，地名则有五妇山、五丁冢等。秦人在伐蜀之前就深知蜀人的这种传统习俗，因而雕造了五头巨大的石牛送给蜀王，诱使蜀王派五丁力士开凿了石牛道，后来又设计将五位秦国美女嫁给蜀王，因山崩而将五丁力士与五位秦女一起压死在梓潼山中。秦人的石牛计与美女计都借用了蜀人的“尚五”习俗，使阴谋获得了成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很多统一的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但在蜀境内开凿的道路仍称为“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就对此作了如实的记录。还有秦朝派遣的蜀郡太守李冰，在治水过程中“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也说明了李冰对蜀人习俗的尊重，总之，巴、蜀在被秦统一后，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经过历代传承，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迄今仍充满活力，显示出鲜明而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

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由于物产丰富，从而为秦国进一步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后来汉高祖刘邦也是充分利用了巴蜀地区人力、物力，在与项羽逐鹿天下时，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以及巴蜀之地，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很多重要历史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秦国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汉朝大业。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年内，巴蜀地域仍然不止一次发挥过这样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文//来自于《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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