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略论巴与蜀的文化关系（一）

一、巴、蜀的缘起与部族关系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小邦林立、部族众多，文献记载透露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史料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方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巴与蜀相邻，也是相当强大的部族；《华阳国志》说，巴和蜀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从文献记载看，巴、蜀的崛起与兴盛，成为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其中，部族与氏族之间的相互联姻，或者结成联盟，从而形成了联盟式的政权。汉代司马迁对西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曾作了真实的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其北又以什数”。班固在《汉书》中也对此作了同样的记载。上溯至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部族数目可能更多。这种情形与西南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据学者们研究，在秦灭巴蜀之前，巴、蜀境内至少有百数十个小部落，这些部落首领也就是小诸侯，或称为“戎伯”。

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这种多部族联盟的形式，正是古蜀王国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不同之处。蜀国部族多，结构比较松散，内部常发生矛盾，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和巩固。秦惠王准备伐蜀的时候，司马错就分析了蜀国的情形，将蜀国众多部族比喻为群羊，并说：“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认为蜀国具有地广财多、容易攻取的特点。常璩《华阳国志》对此亦有记述。

蜀国与巴国都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联盟，但缘起并不相同，部族关系也各有特点。蜀国分期的历史，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后来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如果说三万四千岁是一种传说，那么四万八千岁更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了。《蜀王本纪》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后来有鳖灵，由荆入蜀，因治水有功而取代杜宇，“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些记述充满了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古蜀早期历史也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比较简略，他对史料的选用大多剔除了传说中过分的夸张与荒诞，而更侧重于客观的叙述以及将巴、蜀地方史同中原历史的衔接。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同《史记·五帝本纪》、《尚书·牧誓》等记载都是一致的。《华阳国志·蜀志》又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这里说的蚕丛、柏灌、鱼凫三代，都极其简略，可见由于史料确实太少，常璩了解的也很有限，所以只能概述。

古史中关于蜀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给人以太多的传说与推测之感，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譬如众所周知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宝墩古城遗址群等重大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因为有大遗址的考古发现，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从而使我们对古蜀国的历史与文明都有了真切而深入的认识。这些年来，在古蜀文明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重要认识：一是古蜀先民可能最早栖居于岷江河谷，到蚕丛开国时期逐渐迁徙进入了成都平原筑城而居，自此成都平原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曙光；二是古蜀文明发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成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古蜀国虽然地处内陆，但很早就与中原以及周边区域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既保留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汲取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周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是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遥相呼应，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而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关于巴国的缘起，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多，同样也有较浓的传说色彩。根据《后汉书》卷86记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接着，廪君射杀了神女盐神，“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后来，“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在《世本》、《水经·夷水注》中，也有类似记述。这段记述中的关键情节，颇有疑问。例如廪君的土船怎么能入水不沉呢?泥土做的船不沉，还能乘坐载人，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如果加以推测，也许廪君堆放柴火，将土船烧制成了陶质的船?类似于低温烧制而成的陶器，当然可以在水中不沉，而且可以载人。

廪君崛起的时代，文献记载没有细说。巴氏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应该属于联盟与臣属形式。至于巴氏的传承关系，史籍中也是语焉不详。还有就是巴族的起源，也有些含糊不清。例如《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乃太皞之后，“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些记述，均有较浓的传说色彩；但也说明了廪君蛮可能是巴人的主体族群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氏族与部落，共同组成了巴国。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由此可知，除了廪君蛮，还有濮人与賨人等，都是巴国的重要部族。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嘉陵江流域有善于射虎的板楯蛮。板楯蛮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也是巴国的重要族群之一。巴国因为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国家，所以既有崇拜白虎的氏族，也有畏惧白虎和射杀白虎的部族。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古代巴国的区域内也有很多重要考古发现，对先秦时期巴人的社会生活情形、崇尚习俗、文化特色，给予了大量的揭示和印证。譬如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青铜印章，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就属于典型的巴人器物。出土的青铜錞于，也是典型的巴人重器。例如重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出土的虎钮錞于、铜钲、编钟等，就是巴国王室的遗存。湖北枝江、宜昌等地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以及长江巫峡和鄂西巴东等地出土的大批巴国青铜兵器，也充分印证了巴人在这些地区的栖居与活动。考古出土的巴人青铜錞于多以虎为钮，就表达了使用者是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后裔。这些考古发现的巴人兵器和青铜錞于等，也显示了巴与蜀文化的差别。应该指出的是，蜀文化有三星堆、金沙等大遗址，巴文化迄今尚未有大遗址的考古发现，这对全面、深入、透彻地了解巴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局限，难免有考古资料不足之憾。

学者们对巴人的起源和部族形成做过很多研究，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认为清江地区、或认为陕南汉江流域、还有认为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地区等，都是巴人的早期发祥栖居之地。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与著述颇多，恕不一一举例。总之，学者们的这些看法都各有依据，见仁见智。我认为，如果从西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来看，巴人的发祥之地可能有多处，经过长时期的联盟与联姻，才逐渐形成了巴国。文献记载中的廪君时代，巴国的历史终于明朗起来，开始建立政权，并有了早期的都城。《华阳国志》卷1、《水经注》卷33都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在巴国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不仅有部族之间的联盟，也有征战。例如《后汉书》中说廪君射杀神女盐神，便是一个象征性的例证。

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古时的巴、蜀作为“诸侯中的雄长”与“两个联盟的盟主”，各自都曾伙并一些诸侯来扩大境土与势力，到秦灭巴、蜀之前才发展成两个比较大的国家。蒙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确实是当时的一种实际状况。这也说明巴、蜀的社会结构与政权模式，与中原王朝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故有的学者才认为其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

古代的巴、蜀社会正是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的政治局面。

二、巴、蜀的文化异同与影响

巴与蜀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两大部族。由于地域相近，文化习俗相同，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常璩《华阳国志》从地方志的角度，分别撰写有巴志与蜀志，但在追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迹时，亦常常将巴、蜀并提。例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些记载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属于同一战线的同盟国关系，所以经常一起参加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

从地理环境看，地处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不仅历史悠久，疆域也颇为辽阔。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此就有记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到了杜宇时代，因大力发展农业而日益强盛，“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开明王朝的时候，曾向北扩展，“蜀王有褒、汉之地”，其范围包括汉中、南郑等地；后来“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以加强对该地的统辖。由这些记载可知，在杜宇、开明时代，蜀国的势力范围囊括了四川盆地、陕南地区，并到达了云南、贵州一带。古代巴国的疆域也相当宽广，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同蜀国“雄长僚僰”一样，也是势力比较强大的。巴的地域范围大致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则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与鄂西等地区，尤其是嘉陵江流域和渠江流域，是巴人的主要栖居地。而汉水上游陕东南地区与大巴山之间，以及长江三峡地区，也都是巴人活动的重要范围。

蜀国和巴国皆为联盟之国，相比较而言，蜀国更为强盛，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地位也更为重要。郑樵《通志·氏族略》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可见这种同盟友好关系由来已久。

巴、蜀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的关系，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如《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了蜀国的农业，使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

在民俗，民风上，巴、蜀由于地缘相近，具有很多相同点，但又各具特色。《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又说“巴师勇锐”，“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因为地域辽阔，所以既有“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又有“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彩文章”，在音乐方面“有夏声”，烹调方面“尚滋味”，商贸方面很善于致富。常璩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巴、蜀民风的差异。古代巴、蜀的这些民风特点，今天仍可见其余韵，可谓传承悠久。

崇虎是巴人习俗中的一大特点，巴人喜欢双结头饰，因而被称为“弜头虎子”。巴人使用的青铜剑、青铜矛上，常雕铸有双结的人像。巴国的族群中还有以蛇为族徽或图腾的现象，文献中常见有“巴蛇”之称。为什么将巴与蛇联系在一起?学者们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很可能是因为古代巴地蛇多，常见蟒蛇出没的缘故。在称呼方面，巴人也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巴国曾被周王朝封为子爵，所以西周春秋时期巴国君主一直称“巴子”，其国也称为“巴子国”。《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记述的就是这段史实。

值得提到的是，巴人自古就有尚勇之风。据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蜀曾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种尚勇之风在汉代仍有突出表现。“阆中有渝水，賨民所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后汉书》卷86对此也有相同记述。在川东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上，就描绘和刻画了巴人动作劲勇、刚健有力的舞蹈情景，例如綦江二蹬岩崖墓刻画的巴人舞、四川壁山出土汉代石棺上刻画的巴人舞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器形有青铜钺、青铜剑、青铜矛、青铜镞等，其时代为战国中晚期，反映了当时巴人的尚武之风与战备情形。

巴、蜀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比如古蜀时期的“魂归天门”观念，对巴人和楚人就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考古发现看，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玉璋图案中刻画有两座神山之间的天门符号，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也刻画有天门图案，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3号石棺上有“天门”画像，四川合江县张家沟出土的四号石棺左侧刻画有“车临天门”图。巫山东汉墓葬中出土有7件鎏金铜牌饰，上面也刻画了“天门”榜题文字。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1号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也生动地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同样表达了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这说明了古代蜀人天门观念在巴蜀地区的广泛流传，并揭示了由成都平原向川东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流行范围，而且有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趋势。譬如在河南新郑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也发现有“天门”二字，我对此曾撰写有专文论述，此恕不赘述。

巴、蜀地区出土的虎钮錞于，三星堆出土的金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则说明了巴人崇敬白虎的习俗已渗透到了蜀地。这种对虎的崇尚，在巴、蜀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上也有充分的反映。这些都说明了巴、蜀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的渗透与影响由来已久，在很多方面已浑然交融，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已经很难截然分开了。巴、蜀和楚，地域相邻，《文选》刊载的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巴人是巴、蜀地区的通俗歌曲，在楚地得到了广泛流传，其他文化形式和观念习俗上的传播影响也一样，自古以来相互间的交流和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此外，在经济方面，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的盐业开发，在蜀地与巴地都很兴旺。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文//来自于《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