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恩：《华阳国志》的人物传记体例及其时代文化特征

人物传记向来是史传文学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人物传记体例逐渐丰富，由编年史片段式的记载转而为典型的正史纪传体人物传记。纪传式的史体人物传记使得人物的主要事迹得以在某一专章中集中呈现出来，人物形象清晰而完整。纪传体之后，人物传记体例更加繁荣，相继出现了论赞体、史注体以及由纪传体演变而来的家族式人物传记等体例。

《华阳国志》的人物传记具有地方史志特色，书中记载了超过四百个人物，其中大部分有事迹可考，在地方史志中独树一帜。吕大防云：“常璩《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覆，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常璩运用多种传记体例对人物进行明确的分类记载，意在表彰三州俊彦以压倒江左。《华阳国志》中的人物传记体例主要有志传体、赞注体、目录体等。

一、志传体

常璩的《华阳国志》承袭荀悦《汉纪》的体例，以编年的形式撰写人物传记。但二书又有所不同，《汉纪》是编年体史书，《华阳国志》则是早期的地方志著作，是历史、地理、人物的结合。这种地方史志的性质就决定了其特殊性。从其书名与篇卷名来看，该书与前此著作颇有差异，除《先贤士女总赞》一卷外，其他卷均以“志”为名。其中，《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李特雄期寿势志》等四卷均为人物传记，以编年的形式记述了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与成汉诸李的人物事迹及大成、蜀汉、成汉政权的兴衰，最终统一于东晋的历史。

从内容上看，《公孙述刘二牧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更接近于后世的载记，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均将《华阳国志》列在载记类。《华阳国志》是地方性史志著作，并非正史，故而不能称之为本纪。刘焉刘璋父子世称“二牧”，虽有割据之心，但未建立割据政权，故亦不能称之为载记。从形式上看，这种体例是对纪传体的继承，与本纪相类似，是传体与编年体融合而成的，兼有纪传、编年二体的特点。《华阳国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志’名之的史地典籍”，且书中的人物传记是以“志”为名的，故称之为“志传体”。

《史记》《汉书》以“本纪”“列传”为主要的人物传记体例，“志”是用来记载制度、风俗、经济、天文地理、艺文等内容的。陈寿《三国志》以“志”为名，但依旧采用本纪与列传体例，《蜀书》以本纪体为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立传。常璩依仿之，以志为名撰《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志传体人物传记叙事、写人完整详赡，以传主为传记的主线展开叙述，以历史事件的演进展现人物形象，其间穿插叙述次要人物以完善传主形象与史事情节。

将这些人物传记连缀起来，往往能形成一些家族式人物传记。《李特雄期寿势志》是记述成汉各帝王的人物传记，以时间为纲将成汉诸帝事撰成传记加以连缀，书写了成汉李氏的家族史诗，其本身就是一部家族传记。《后贤志》分别为常勗、常骞、常宽等人列传，事迹记载较为详细。他们属同一宗族，跨越数代，由于三人所出时代不同，《后贤志》又以时次列叙人物，故三人的传记并未列在一起。这三篇传记大致勾勒出了常氏家族的关系脉络，记述了常氏家族数代重要人物的突出事迹，并且附带提及了家族其他人物，构成了常氏家族传记。《后贤志》中所列人物传记多述及其父祖、子孙，也可看作简短的家族传记。

二、赞注体

所谓赞注体，就是赞体与注体相结合的人物传记体例。赞，即赞语；注，即赞语下的注文。《华阳国志》中的注语属自注体。常璩在《先贤士女总赞》序语中说：“而今志，州部区别，未可总而言之。用敢撰约其善，为之述赞。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寻事释义，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汉魏晋时期，益梁二州诸家《耆旧传》已述其先贤。陈寿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整理撰成《益部耆旧传》，比陈寿稍早的皇甫谧撰有《高士传》《列女传》。常璩依仿他们的著述，分州别郡列叙先贤列女，分别为之述赞，并效仿陈寿《三国志·杨戏传》中《季汉辅臣赞注》的体例，各为作注文，以述其事略。

先说赞体。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赞体是起源于图赞的，这是一种用简略的语言对图画内容加以描绘、评述的文体，赞语主要起辅助说明的作用。高华平先生认为，赞体的发展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出现了完全脱离图画的赞，如《史记》《汉书》“叙目”中的述赞等；二是由图赞分蘖出与图赞并列的像赞、象赞或画赞，如《文选》卷四十七所收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与《初学记》卷九所引挚虞所作的“赞”庖羲、神农、黄帝、帝尧等人的赞语；三是赞与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前为叙事传人或谈写作缘起的序，后为赞颂人或事的韵文——序赞，如《文选》卷四十七所载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华阳国志》中记载先贤士女多有“图像府庭”“图像学官”者，其图与赞必定是相结合的。常璩必当见过此类图赞，并且在撰述赞语时深受其影响。《先贤士女总赞》中的赞语实即本于图赞，只是在赞体的发展过程中，图与赞语渐趋分离，于是出现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陈寿《三国志》收录之，常璩依仿之而成赞体。

再说注体。注，补注也，或他注，或自注。注体最初源于经史传注。刘知几谓：“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进此二名，归于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史注体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王琳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注体文献非常兴盛，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范围之广达到空前，遗留文献之丰富多彩，亦令人叹为观止”。

陈寿为杨戏《季汉辅臣赞》作注，自言：“其戏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辞下，可以粗知其仿佛云尔。”经他别创此体，注体也由经史衍至人物传记。《史通·补注》曰：“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者矣。”所谓章句，就是用文言撰成的赞语；所谓细书，就是赞语之下的注文。赞语是对人物品德、操行等的总体概括，而注文则是对人物事迹的简要记录，就赞语而展开，这比单纯的赞语更真切形象地再现、还原人物的本真面目，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先贤士女总赞》乃是赞体与自注体相结合的一种体例，故称之为赞注体。陈寿的《季汉辅臣赞注》只为部分辅臣作了注，常璩的《先贤士女总赞》每则赞语皆有注文。《先贤士女总赞》序语之后紧接着便是先贤士女的赞语，一律为句式整齐的四言句，以两句者为多，杂以四句、六句之赞语。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对于赞体有明确的论述：“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这些赞语文辞华美，或是单独为某人作赞，或是为几个人合赞。常璩往往将事迹相近、德操相同的人物合赞，如“何杨研神，贯奥入微”“伯春孟元，匡正时君；杨罗为令，遗爱在民”等。并且往往在人物的赞语中或加入时代背景，如“皇汉弛纲，官人失纪。文纪謇諤，表明臧否”“刘后初载，实多良才。季休忠亮，经事能治”等。每郡贤士、列女列述完毕，分别撰赞语以赞之，是为总赞。

赞语的撰述也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逯耀东先生说：“《文选》所选的《汉书》论赞，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古今人表》的儒家价值体系为标准，将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纳入九品框限之中，却铸成了后世史传论赞的版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赞语即是以《古今人表》的品次来排列的，一郡之中赞语分类而撰，并不拘泥于时间之先后。这与盛行于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是暗相契合的，也可以说是深受其影响的。班固创立的九品论人法，经由曹魏统治集团的宣扬，成为魏晋时期评价人物的准绳

兹以蜀郡先贤为例，将《先贤士女总赞》蜀郡赞语与《三州士女目录》所载蜀郡人士相较，略加分析：

首重德望品节，在当时“以隐为高”的风气下，对于隐士尤为推重，庄遵、李弘、扬雄、林闾、何武皆属其列（庄遵、李弘、林闾以隐士身份入第）；次文章、学术，张宽、司马相如、王褒、杨终属此列；又次功勋，陈立、王阜属此列。此十一人德高望重，常璩拟之以《汉书·古今人表》之上上品“圣人”。其次，张霸、赵典皆以德行著称于世，何英、何汶祖孙及杨由皆以学术名世，任昉以功名立世，何霸、柳宗以才能见称于世，拟之以《古今人表》之上中品“仁人”。再次，赵戒、赵谦、赵温、常洽、杨竦诸人，临乱不惊，颇著功绩，拟之以《古今人表》上下品“智人”。

继之，张充、李幾、杨班、罗衡，名位不高，颇有德行、立功业，拟之《古今人表》中上品。陈湛、禽坚、仲昱、任末、朱普、李磐诸人甚有节义，“在三义敦，终始可称”，拟之以《古今人表》中中品。章明、王皓、侯刚、王嘉、罗衍、何宗、何祇、张裔、杜琼诸人，适逢乱世，以气节见称，逆述应刘，故拟之以《古今人表》中下品。上品、中品先贤皆列赞语，中品以下不列赞语。任乃强先生认为，何宗、何祇、张裔、杜琼等四人“别为一章，则以其生于近世，子孙见在，避嫌疑，远忌讳，不以人表品类相拟也”，似乎也有道理。

人物赞注之先后，不尽依时间先后顺序，而是依《古今人表》品次论之，这一点在文中有明确体现。“庄遵生在成哀，张宽兴于景武，而赞宽于庄遵诸人之下。赵戒为典之父，而赞典在戒之前。杨终生于后汉，而与王褒连赞，二赵、常洽皆汉末人，而叙在公孙述前。”司马相如生在扬雄之前，而列于其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贤志》在序语后汇有诸后贤的赞语，其后分为立传文，亦可视为赞注体。与《先贤士女总赞》中的自注体不同的是，《后贤志》所录皆为晋代士人，时近事详，传文较《总赞》中的注文为多，是较为完整的人物传记。另外，《先贤士女总赞》分郡列赞注，以《汉书·古今人表》分品第，不尽依人物生卒年代顺序；《后贤志》则不分郡籍、品第，各依生卒时序立传。

《先贤士女总赞》为闾里妇女述赞立传，意味着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常璩将贤媛事迹、言行纳入，既是为了矜其乡贤，又冀以助益一方教化。《华阳国志》收录的闾里贤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孝”知名于世，如叔纪、庞行等，祝龟等人为叔纪作颂曰：“少则为室之孝女。长则为家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温且惠。秉心塞渊。宜谥曰孝明惠母。”一类是守志不移的贞节烈妇，如公乘会妻张氏、杨凤珪妻陈氏、常元常、赵宪妻何氏、姚妣、姚饶、纪配等，她们或是为夫守节，受到家人逼迫改嫁，乃引刀自残，甚至自杀明志；或是誓死不辱，以全其贞节。书中所记贞节烈妇尤多，且多是两汉时期的人物，这一方面与常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代思想观念的明确表征。

神爵四年（公元前58），汉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开了以后历代褒奖贞节妇女的先河。刘向、班昭分别撰有《古列女传》《女诫》，赞扬并提倡女子贞顺、节义等封建道德，以此来规范女子的行为。贞节在东汉时期被大肆宣扬，成为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时至魏晋，经学解体，玄学兴起，封建儒家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有所放松，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统治阶级与深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士大夫阶层对于妇女的贞节观念仍然很重视，他们冀以通过褒扬贞节等封建伦理道德来引导舆论、规范民众的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西晋时期的张华、裴頠皆作《女史箴》，大肆鼓吹贞节，东晋时期亦是如此，《华阳国志》中的妇女传记就是明证。

三、目录体

常璩记述西南地区的人物时，先后撰有《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两卷，分别为先贤士女、后贤撰写赞语，对于先贤士女以自注形式加以解释和补充，对后贤诸人则是分别为之列传以记之，事迹详细可考者列于此二卷之中。《先贤士女总赞》譔语有云：“但依《汉书》《国志》、陈君所载，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后贤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来世之好事者。”但是这两卷中所记载的人物毕竟不全，常璩为彰三州人才之盛以压倒江左，补述无赞者入此目，撰成《三州士女目录》综述三州士女，这种目录式的人物传记体例为常璩所首创。

所谓目录体，就是以编目的形式简要记述人物的一种体例。每一则目录前都有两个字作为对此人的品题，如“高尚”“德行”“文学”“节士”“德政”“忠烈”“义士”“道德”“述作”“至孝”“匡正”“将略”“明略”“名儒”“隐士”“贞烈”“节烈”等。一方面，此类“品题”可以看作是常璩对三州士女的品评，这明显受到了魏晋时期盛行的人物品评风气的深刻影响。人物品评在《华阳国志》有明确的体现，王堂号“知人之鉴”，阎宪名“知人”，费立“每准正三州人物，品格褒贬”。另一方面，从这些品题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一、“以隐为高”是两晋时期士人的重要价值取向，逸民、隐士尤其受到推崇；二、越是乱世之时，对于德行，尤其是孝义、贞节越高度重视，当然，这与魏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也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对于文学之士的推重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特征。

常璩云：“其传志父祖子孙，及有名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宁州人士亦不列。别为《目录》，至晋元康末，凡三百九十二人。”《目录》分为两部分：《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和《益梁宁三州三国以来人士目录》，统称《三州士女目录》，或《士女目录》。“凡此人士，或见《汉书》，或载《耆旧》，或见《郡纪》，或在《三国书》，并取其秀异，表之斯篇。其洪伐弘显者，并附载者，齐之；其但见名字，而不详其行故，或以有传，无珍善，阙之；以副直文，为实录矣。”常璩实事求是的对历史人物作记录，也反映出他强烈的史官意识与严谨的治学精神。

《士女目录》基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的，分郡编次，贤士、列女分列。关于《士女目录》的格式，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常氏原撰《目录》，规格似表。各目皆先品题二字，或已定，或因仍上目品题字，或尚未定。是为首栏。次栏为官位，或仅举其最高秩，或连举数官。有封爵者列其封爵。未仕者不著官位。故其字数多少不一。又次栏乃姓名。又次栏为字，或谥号。失字者阙之。又次栏为县贯，已属分郡叙列，故但著县贯也。县贯不详者亦阙之。最末栏为自注，属于‘备考’性质。”

《士女目录》明确划分了时间段落，一郡之中记载时段划分为前汉、后汉、刘氏世（或三国世）、三国以来（晋世）。人数尤其少的郡汇集于诸郡之后。此外，同一宗族的人士多列在一起，包括祖孙、父子、兄弟、师徒、师兄弟、同被某人举荐者等。这些相对简略的人物目录也往往连缀成简明的家族人物传记，如《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载：

义士，赵定。（成都人。以延仁赴义、济穷恤乏为业。）

保贵，太尉、司徒、司空、特进、廚亭文侯赵戒，字志伯。（定子。）

文学，国师、太常、袭廚亭文侯赵典，字仲经。（戒第二子也。）

忠亮，太尉、司徒、郫忠侯赵谦，字彦信。（戒孙也。其子孙袭廚亭文侯，不显。）

道德，司徒、司空、江南亭侯赵温，字子柔。（谦弟。自是后，世有二千石。）

常璩将赵氏五人同列，言简意赅，人物关系明确，构成了简略明晰的赵氏家族传记。此类家族式人物传记还有幽州刺史冯焕、巴郡太守龚杨、三老杨统、司隶校尉王堂、大司空张皓、博士李颉、犍为太守杜轸、梓潼太守王化、太子中庶子陈寿等为首的名门望族。

目录体在史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陶渊明所作《圣贤群辅录》（又称《四八目》）直接受到《先贤士女总赞》与《三州士女目录》的影响。目录体人物传记简明扼要，用较少的篇幅记载大量人物，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为后世地理书、地方志等提供了可依仿的成例，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及《明一统志》等书的编撰皆沿用其例。

结语

常璩在继承《史记》《汉书》、荀悦《汉纪》等史籍人物传记体例的基础上，将纪传体发展为志传体，完善并规范了赞注体，创立了目录体。根据人物的名望、地位及事迹的详略进行记述，分别运用志传体对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及成汉诸李事详细记述；用赞注体对汉魏时期巴蜀地区知名的先贤士女进行述赞，并自作注文或分列传记，以明其事略；用简明的目录体存录西汉至东晋时期益、梁、宁三州的士女名单，靡不毕具。《华阳国志》人物传记体例与编撰特色，对后世史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方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华阳国志》是对魏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翔实记录，明确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政治观念和动乱形式下的时代文化特征。魏晋时期，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体价值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社会舆论注重个人的道德评价。动乱的政治局势下，士大夫阶层崇尚、追求隐逸，并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其人物传记体例，一方面反映出魏晋时期官方提倡的“九品官人法”不仅是重要的选官制度，也成为了时人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统治集团对“孝”“义”“贞节”等观念的普遍重视。《华阳国志》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流传广远绝不是偶然的。

作者简介：李同恩，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

文//来自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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