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推行政治大清洗，杀错一人，导致国家不稳

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失政之道，亦在失人。

隋朝之所以速亡，与隋朝频繁而暴烈的政治清洗有很大关系。开皇初年，因为文帝的刻薄寡恩，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等人已经被诛杀过一波。君臣关系已受到很大影响，但文、炀父子并未引起重视，反而一再拿起屠刀，对元勋老臣痛下杀手。而其中影响最坏的，莫过于高颎之死。

一、深受重用的高颎

高颎（541-607年），字昭玄。出身于北周，父亲高宾做过北周的刺史，曾是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僚属，在北周赐胡姓之潮流中，被赐独孤之姓，直到北周灭亡前夕，才由杨坚主持，恢复了旧姓。

高颎少有能名，曾被北周最为杰出英武的将军、齐王宇文宪看中，17岁时被任用为记室（也就是机密文书一类的官职）。宇文宪被杀后，常年从事军职，多次随军出征作战。

580年杨坚辅政，急于组建自己的行政班子，听说高颎素有能名，而且是岳父家的故吏，故而将其罗致入幕。高颎从此开始了与隋文帝长达20年相知相托的生涯。

高颎杰出的能力帮助杨坚渡过了夺权篡政期间最危险的时期。他代替刘昉、郑译处理相府事务——实际也是军国重务，决断如流，帮助杨坚解决了很多问题。

“三方之乱”爆发后，北周旧臣大都观望不前，文帝想派刘昉到前线督军，刘昉百般推脱。前线诸将甚至有接受尉迟迥之贿赂，心怀两端的。

高颎于危难之中自告奋勇，前赴军前镇抚诸将，以杰出的军事才能，与韦孝宽同心协力打胜了平叛战争最艰难的一战，将尉迟迥击杀于邺城。杨坚因此对高颎感动莫名，班师后在自己的私宅宴请，并赐御帷以示亲密。

隋朝建国后，高颎先后担任尚书左仆射、纳言和领军大将军等重要职务，隋初虽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但行政特点上仍带有北朝浓浓的军国主义之风，高颎实际上是任兼文武、出将入相的角色。

隋初北部突厥屡屡制造军事威胁，高颎以宰相身份经常出镇边防要地，有力地回击了突厥人的侵犯。隋文帝重心转向灭陈后，高颎又献骚扰南陈农时之计，每年于陈朝农收之际派兵作出南攻的样子，使陈人失去农时造成减产。又经常深入陈朝边防要地顺风防火，把以竹木为主民居烧毁，慢慢地消耗其边防线上的实力。

这个小刀慢割长流血的计策非常毒辣，使得陈朝疲于奔命，叫苦不迭。

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高颎又屈身为晋王杨广的行军长史，辅助杨广指挥50余万大军作战。杨广时年21岁，年轻识浅，只是挂名的统帅，实际军务全由高颎决策。

隋灭陈之战规模极其浩大，是为前秦淝水之战以来，动员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际投入作战的军队，甚至较淝水之战更为多。隋军数路大军并举，除晋王杨广的主力，清河公杨素出永安，秦王杨俊率军出襄阳，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共有总管（一路军队的将官）九十位，协调指挥难度非常大，战事也并非传统印象中的摧枯拉朽。是以战争结束后文帝把高颎列为功臣之首。

平陈之后，高颎又数度率军北击突厥，还辅佐汉王杨谅进攻高句丽，因天气、馈饷和前线战备设施不敷等因素，不利而还。这是高颎一生中唯一一次失败，但并未对他的政治地位造成任何影响。

二、隋文帝对高颎从信任到猜忌

事实上高颎在文帝心目中一直十分牢靠。

高颎本身性格比较谦逊，开国时任兼尚书仆射和纳言，他自感过于招摇，便上书要把职位让于苏威。文帝本就是易猜防大臣的人，高颎带头谦让，为众臣做了很好的表率，文帝仅仅顺水推舟暂时免去了他仆射之职，没过几天又尽复前职。

文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是营建大兴新都，高颎又领衔为总监督，未几修成新城，文帝非常满意。高颎经常在朝堂北的槐树下办公，树长得很乱，不成行列，该管官员想把树砍掉一些，文帝特意制止，说这是贤明之臣办公之所，要留下记念，让后人记住。

平陈战争前后，不少人在文帝面前诬告高颎谋反，文帝一律不信，还将告状者杀掉。朝中官员如卢贲、庞晃等也相继说高颎的坏话，都毫无例外地被文帝罢斥。

高颎班师后听说此事，越加谦逊，甘愿将功劳让位于等而下之的贺若弼等人。文帝对这位不居功自傲还时时懂得谦退的心腹大臣喜欢的无措手之地，后来干脆和他结成亲家，让太子杨勇的女儿嫁给高颎之子高表仁。

尽管君臣融洽如此，政治上月满则亏的残忍的规律，高颎仍然逃不过。触发点就是夺储事件。

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对太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文帝渐渐地把太子东宫旧有官属慢慢调往其他地方，以削弱杨勇的势力。主意已定，文帝便试探高颎的态度。

毕竟改易太子事关国本，并非单纯的家事，高颎是辅臣之首，征求他的意见是应当应份的。文帝旁敲侧击地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注：《隋书》卷41《高颎传》）

朝野对杨勇、杨广的斗争都已洞若观火，高颎其实也早已明白，似乎最恰当的方式是回避二子之争，以保身达命。

一个人的政治智慧会随着时间变迁而越加高明，性格也会随着世事沧桑而越加圆滑，但原则和底线，却如同镜子一样，越打磨越“皎然益明”——此话正是文帝对高颎的评语。

高颎不避嫌隙，长跪于地，庄重地回应文帝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

文帝讨了个没趣，确实也知道，废长立幼自古以来都不是什么好事，便只好悻悻而罢。

但独孤皇后同时也发了力。高颎正妻死后，独孤皇后曾劝文帝给高颎张罗着再娶一个妻子，高颎年事已高不想折腾，便婉言谢绝。但没过多久高颎的爱妾却生了个儿子，独孤皇后进言中伤高颎，说他这是不诚实。文帝对高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后来，汉王杨谅也因出征高句丽时与高颎结怨，在文帝面前哭诉当时差点被高颎害死。

文帝抽调太子东宫的卫士，高颎别上了劲，仍然冒着风险劝阻文帝，结果彻底惹恼了文帝。

恰在此时，王世积案发，审理中发现一些涉及核心机密的事，似乎都来自高颎，而且高颎之前与王世积过从甚密，接受过王世积赠送的名马。文帝闻讯大怒，下令将高颎免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从君臣不睦向政治清洗靠拢。王世积案之所以发生，其背景就是文帝掀起的第二次政治清洗。

高颎毕竟是文帝信用之臣，没有像虞王诸人立即从天堂堕入地狱，文帝在私人感情上仍然与之保持着亲密关系。文帝与独孤后到秦王杨俊府中饮宴，特意召高颎来陪侍，宴会过程中，高颎想起开国以来近二十年的往事，他和文帝从意气奋发的中年，渐渐步入晚年，不由得悲从中来，欷歔不已。独孤皇后已经如愿以偿地打倒高颎，对其敌意稍减，思及当年父亲独孤信与高颎之父高宾的往事，子一辈父一辈的感情，不禁也为之落泪。

然而事既已发，再无挽回之可能。高颎沾触了政治清洗的楣头，墙倒众人推，许多阴险小人都开始揣摩文帝意图，纷纷造谣中伤高颎，其中一条说，高颎免官后，他儿子高表仁引用当年司马懿闲居于家后来却开基建国的故事，说日后高熲必然也能如此。

如此愚蠢的话，但凡有点见识，谁也不会相信这会是真的。但已经敏感到骨子里的文帝立时就信了。他下令将高颎抓起来审问，结果又审出来高颎诅咒文帝快死的事。诸贵臣都要求处死高颎，文帝思来想去，当时刚刚杀了虞庆则和王世积，不想再杀太多人。于是将高颎一应爵位全部削去，让他彻底成了个白丁。

三、隋炀帝杀高颎

远离政治漩涡对高颎未尝是坏事，经历了这番波折，高颎也看开了，安心准备享清福度余生，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文帝去世、炀帝即位后，高颎被重新拉回政治中心。

炀帝为了显示其宽宏大度，将高颎起复任用为太常卿。太常卿为正三品，品位既低，又是不管核心政务的闲官，炀帝复用高颎，也就是个面子活儿。

但高颎数十年养成的政治习惯，却让他一入官场又忍不住地为国操心。炀帝下诏搜求北周、北齐当年散失于民间的宫廷乐曲，以供其享用，高颎认为那些都是亡国之物，天子搜求，容易导致社会风气变坏。弄得炀帝很不高兴。

隋朝大修长城，滥用民力，高颎深知其祸，常怀忧虑。他忍不住对属官说：“北周宣帝就是因为喜欢逸乐而招致灭亡，我们怎能再这样。”晚年的高颎心思不定，嘴上也没了遮拦，他竟然对早已失势的观德王杨雄发起了牢骚，说朝廷纲纪最近越来越乱，这些牢骚话，都被炀帝获知。

炀帝对待突厥启民可汗非常优厚，大业三年，又于北巡榆林时设大帐款待启民可汗。帐中能坐千余人，极尽阔气，以显示大隋的威风。高颎认为启民可汗对隋朝的情况了解得太深，如果一直这么厚待，日后恐怕成为朝廷之患。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高颎又和贺若弼、宇文弼私下里非议炀帝太过奢侈，进而又扩展到炀帝为政的错误。炀帝闻讯，不再对高颎假以辞色，下令将高颎、贺若弼、宇文弼等人立即处死。

高颎之死，不仅仅是炀帝了结当年高颎平陈斩张丽华、以及高颎支持杨勇的旧帐，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改弦更张，用残酷手段瓦解威望隆重的开皇旧臣，为组建自己得心应手的新班子铺平道路。

高颎的死，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开皇诸臣，以高颎为代表，都是心怀天下、才华横溢、持重守正的良臣，故而即使隋文帝肆行其苛政，开皇朝二十年仍能开创稳健清明健康的政治态势。高颎死后，炀帝任用的都是阿谀奉承之辈，朝廷决策核心，失去了开创制度、掌控局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得不说，隋朝之亡，与朝臣质量的整体下降，存在着巨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