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密百万大军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 刘三解

问题如下：

为什么李密百万大军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回答如下：

这个问题我很喜欢，不过我纠正一下，不是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而是因为一次“胜利”土崩瓦解。

这次胜利就是李密接受了洛阳城中皇泰主杨侗的“招安”之后，与宇文化及率领的西归隋朝禁军所进行的决战，李密获胜，挫败了对方西去长安的战略意图，但是由于隋朝禁军的战斗力强大，他的代价就是：

“劲兵良马多死”。

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让他的“百万大军”一下子成为了糠芯儿萝卜了呢？

这要从李密集团的构成说起。

李密集团脱胎于翟让的瓦岗军，翟让本人是东郡法曹（唐代曹州人）出身，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强，他所聚拢的团队，其实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唐代曹州人）、单雄信（唐代曹州人）等人。

这是瓦岗军的基础老底子， 在李密建蒲山公营围歼张须陀部之后，又吸收了裴仁基（唐代绛州人）这种隋朝旧将，以及秦叔宝（唐代齐州人）、程知节（唐代济州人）等讨捕盗贼的新募武夫。

所以，在李密和翟让于大业十三年火拼之前，整个团队以李密为首，以翟让为次，形成了“双峰”的权力结构。

不过这种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虽然李密通过占据洛阳周边粮仓的战略，取得了瓦岗军势力的疯狂扩张，并得到了大批隋朝旧官的投效，势力煊赫一时，投效他的小势力甚至直达海边。

但是，由于隋炀帝仍在，并在自己远赴江都之后，安排最亲近的亲族镇守长安（孙子：代王杨侑）、洛阳（孙子：越王杨侗）、太原（表兄：唐国公李渊）等战略要点作为核心支撑的北方防御布局，隋朝只是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依托众多自隋初即经营的国家级粮仓和行宫武库，完全可以实现自守。

换言之，李密在歼灭张须陀的“讨捕”野战部队之后，只是阻断了帝国的血液流动，众多反叛的郡县则只是帝国皮肉上的溃疡，哪怕是瓦岗军大业十三年春攻破兴洛仓之后定章建制，也不过是一个以兴洛仓周围四十里为驻扎地的坐寇组织，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溃疡罢了。

隋帝国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坚不可摧，所以，在大业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纠缠在了兴洛仓、回洛仓这两个国家级粮仓的周围，败则退归兴洛仓，胜则推进至回洛仓，也就是洛阳外围。

这番拉锯，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了“入关”夺去长安的时间，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间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中虽好，他的部下却是关东人，隋朝的长安防御并不薄弱，如果打不下来，跟随他的外围势力都会散去，各自称王称霸，连此时此刻的声势都不会有。

由此可见，李密对于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点洞若观火，那就是一群“溃疡”尚不足以与隋朝“总决战”，而是要在洛阳这个隋炀帝对关东统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过军事胜利来制造政治影响，鼓动关东各地的“土豪”反叛。

这一点上，李密的团队和日后李渊的团队完全不同，因为哪怕直辖武力之中，仍旧掺杂着翟让的势力，更不要说那些不远千里表示归顺的地方势力了。

所以，随着瓦岗军在洛阳周边声势的壮大，大批的“土豪”和“义军”表示了归顺，这时才有百万大军的声势，而直辖的力量也达到了三十万之众，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第二大势力翟让集团就开始对权力有更大的诉求，无论是翟让部下王儒信鼓动翟让成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护建立“霸府专权”，还是翟让哥哥建议翟让夺权称帝，都是这种背景下内部出现的杂音。

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势根本不一样，李密对于这时候的外部风险，更加了然于胸，所以他采取了最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就是“斩首行动”，直接在酒宴之上杀死了翟让，铲除了翟让亲族，并为了团结翟让的东郡旧部，独自进入翟让的军营，又把翟让的部队，分给单雄信、徐世勣和王伯当三人统带。

问题是，除了王伯当本就是李密的学生，属于亲信中的亲信之外，单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让的“铁杆儿”，其本部兵马，自然也就是东郡起兵时的旧人，相当于是很纯粹的“地方集团”。

虽然李密通过个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火拼和内耗，却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新人”和“旧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战争的对手和规模逐步提升为隋朝禁军主力的层面时，原本习惯于“寇掠”的瓦岗军难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头的“硬仗”。

按照《旧唐书·李密传》的记载就是：

“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

翻译过来，就是李密虽然占据了大粮仓，不缺吃的，却没有府库物资，甚至于“少衣”，而将士几次大战之后没有得到赏赐，偏偏李密有对新归附的军队待遇优厚，所以，内部逐步怨声四起。

说到底，李密杀死翟让与否对瓦岗军的战败影响并不大，他的整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称为“正规化”，以盟主角色统领的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这严重依赖于统帅本人的“胜利光环”加持。

所以，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之后，面对王世充的突袭和引诱，不得不接招，又处于一个难以持续动员和指挥各部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其内部的将领出现了问题，毋宁说是其基层官兵的普遍性厌战。

事实上，他部下核心将领的纷纷投降，都是在战败之后，而在战斗之中，偃师守将郑颋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着和王世充做买卖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这些情况的发生，实质上都与瓦岗军的物资匮乏有直接关系，也就是“穷”。

“兵”出了问题，失败情绪和对统帅的质疑不断传染，也就导致了整个组织的“雪崩”，说得直白点，就是李密在什么都没有做错的情况下，输给了大隋朝的制度，因为正是隋文帝开始的聚集天下财赋于京师的疯狂摄取，造就了整个帝国过于集中的财富布局。

这种布局之下，李渊以3万人起兵，仅仅一个晋阳宫就能献铠甲17万领，等于是一个士兵可以分5副铠甲，而刘武周占领一个汾阳宫，就能从一郡的小势力，扩张为席卷整个河东的狂飙。

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个洛阳坚城，不吃掉它，部下会散去，一直啃不下来，部下还是会疲惫、厌战，这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于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即以关中、河东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范的先征服地，至于江南，干脆就是自己统治下的假想敌，在此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经过隋炀帝的运河贯通，仍旧只是资源的摄取地。

所以，李密以这些隋朝的“敌人”为根基构建的反叛者团队，早就在隋帝国的意料之中，而李渊这个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却是计划外的意外，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过，李密的未能东山再起，却真的与人事上的败笔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在他战败后，即将到达徐世勣镇守的黎阳时，旁人的劝谏，见《旧唐书·李密传》：

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这个“或谓”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却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杀翟让的时候险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里，能活命不？

李密也拿不准，所以才与王伯当等人，一同投奔了关中的李唐，可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旧部纵横河朔，东山再起呢？

真正的问题就是李密的核心团队，在对宇文化及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又在与王世充翻脸后大败，王世充这一战对于整个“瓦岗军系统”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对于李密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马军、外马军的核心团队伤害却实在太大，以至于李密丧失了号令群雄的本钱，更直接的是，干脆丧失了对自己所剩余2万残部的绝对控制权。

事实上，在讨论去向的问题上，李密看似的从善如流，实则是屈从众意的必然结果，包括王伯当这个绝对亲信，都已经站在了“入关中”这一边，李密基本没有什么选择。

而造成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没有亲族（包括家族、妻族，义子之流）的力量，这一点，不要说李渊搞的亲子将将，族子将兵的一套，就连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儿子、侄子分镇要津，各个比李密强，毕竟在乱世之中，亲族掌军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将领高得多，这可以说是“造反而成帝业者”的标配，而李密就完全没有，其霸业的土崩瓦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