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中荣：论《三国演义》中的谯周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谯周在《三国演义》中属于边角人物，在整部小说中一共出场九次。但是，他的这九次出场却都很有分量，包括劝降了两个主公，参与刘备“正位”为帝，给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泼了四次“冷水”，预测了孔明之死，最后一次就是陪着后主乖乖地到了洛阳，做了亡国奴。在小说中，谯周大多时候是以扛着“天道”的“负能量”出现的，不能给读者留下好印象。例如“毛本”在第65回中批道：“谯周惯说天文，后来劝后主出降，即此人也。权、巴欲杀之，亦不为过。”在第118回再次批道：“谯周前劝刘璋出降，今又劝后主出降，是劝降惯家”，“惯修降书第一手”。直至近代的祝秀侠先生也痛斥谯周为“汉奸”，对之“只有鄙恶痛恨”。可是，对他的劝降尽管冷嘲热讽，但谯周在小说中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小说第102回，通过天文预测诸葛亮的死亡，当司马懿亦通过观天象得到同样的结论时，“毛本”批道“与谯周之言相应”，更何况第105回再次的准确预言立刻就得到了证实，从此处看来，作者对谯周就不见得是贬抑。从“毛本”批语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谯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侈谈天道的“劝降惯家”，毛氏父子在对谯周尽挖苦之能事的同时，也对其征天说事的正确性予以认同。所以，在这时，贬抑“劝降”与认同“天意”之间就形成了“毛本”对谯周形象批评的矛盾性张力，极大地丰富了谯周在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一、“谯周劝降”：从“征天”到“论势”的位移及二者与道德的冲突

细读谯周在小说中的九次出场，其中有6次提及“天道”、“天时”，可以说谯周在小说中多是站在“天道”的位置审视历史的。小说第65回，刘备军队兵临城下，谯周劝刘璋“不可逆天道”出城投降：

忽一人进言：“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充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于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黄权、刘巴闻言皆大怒，欲斩之。

谯周甫一出场，就以“素晓天文”定位角色特征，并以“乾象”、“小儿谣”等天象为征劝刘璋顺天道而降。在此情节中，“顺天意”的谯周和主战派的黄权、刘巴上演对手戏，最终刘璋听从谯周的意见出降。尤有意味的是，毛氏父子对谯周的出场定型似乎就持有矛盾的态度。一边大骂谯周“惯说天文，后来劝后主出降，即此人也。权、巴欲杀之，亦不为过”；一边却又承认谯周所征天象在预兆上的正确性，认为谯周所说的童谣正是“为玄德称帝伏笔”。《三国志·吴书·陆凯传》中说“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童谣是“天心”的一种代言，“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正属天意。从此看来，尽管谯周劝主出降似有道德问题，但也非有过无功，毕竟一方面这是顺天行事，另一方面出降的对象是有“仁主”之称的刘备，也与传统中“有德”代“无德”的政治观念一致。所以，在谯周劝刘璋投降刘备的事件中，小说对谯周并未彻底否定，对黄权、刘巴的主战也似未全盘肯定，而表现出一种暧昧的态度。

与之相呼应的是小说第118回谯周再次劝降刘禅投降魏国。在此，小说对谯周劝降的态度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毕竟蜀国绍续的正是人心思之的汉室，而魏国只是乱臣贼子的僭国，“有道”投降“无道”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有道伐无道”的传统历史观就形成冲突。所以，谯周在劝降刘禅的问题上，虽然与劝降刘璋如出一辙，但由于投降对象的不同而出现了评价上的巨大变化。谯周劝刘璋投降刘备是“无德”归“有德”，虽在劝降问题上存在道德上的问题，但仍有一块遮羞布拿来掩盖。但是，当谯周劝降刘禅时，这块遮羞布就失去作用，而只是赤裸裸地面对“偷生”还是“殉义”的问题了。“舍生取义”的伦理价值取向在《三国演义》中被反复演绎，陈宫、田丰、审配的宁死不降，蔡邕、王修、脂习的哭尸尽“义”，都表达了在“舍生”与“取义”上的明确态度。所以，当谯周劝刘禅出降时，他的行为就对“宁死不辱”的道德底线形成了冒犯，从而他也在小说和评语中被叱之为“偷生腐儒”、“劝降惯家”，尽管他提出的出降路径或许就是蜀国最好的一条出路。

当然，在小说中谯周的两次劝降在小说叙事上并不一致。在劝降刘璋过程中，谯周更多的是征引天象，来说服刘璋；但是在劝降刘禅时，谯周更多是从形势上来说服刘禅。有意思的是，为何小说在此处避免让谯周和上次一样大谈“天命”呢?或许正是出于小说作者在面对蜀国投降魏国时的纠结心态，不愿面对“有道”投降“无道”的现实，从而让“现实形势”来遮蔽“天命”，从而把蜀国败亡的责任归之于谯周的对于“现实形势”的判断，而不是“天命”如此。小说这样的叙述，正是给人留下一种若非听从谯周的“妄议”，按照刘谌的计划背城一战，那么蜀国并不一定会败亡的心理安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叙事心态，蜀国的败亡的责任就归结在谯周身上，所以谯周也就沦为导致蜀国降魏的直接负罪者。

尤有意味的是，小说第119回中“留卫守成都，乃迁后主赴洛阳。止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郎正等数人跟随。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的一段叙述。按之史实，谯周并未跟随后主赴洛阳，《三国志·蜀书·郤正传》中只提“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促，蜀之大臣无翼从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但是小说此处也并非无根之谈，而是采自《蜀书·后主传》中的“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郎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小说对历史的这一移位，正是为了呼应谯周劝降，来进一步加强蜀国之所以出降是由于谯周出于个人私利而非蜀国社稷的考虑所导致的心理诱导，尤其是接下来的一句“子刘瑶及群臣樊建、谯周、正等，皆封侯爵”就把“封侯爵”拈出来用“利”来最大程度地掩盖“义”，对之也形成叙事上的呼应。另外，小说此处对修饰词语的运用以及利用历史事件的重新编排来建构叙事态度的笔法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小说在此处说“止有”数人“跟随”以及紧跟“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止有”的春秋笔法的运用以及“跟随”和“忧死”的鲜明对照，无不加强了对谯周的道德批判力度，进一步遮蔽了谯周劝降的合理性，更不要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的历史功绩了。

二、谏阻北伐：知识信仰在道德力量面前的有限性思考

谯周还有4次的出场，均是围绕伐魏是否可行与诸葛亮和姜维上演的对手戏。小说第91回，诸葛亮上《出师表》意欲伐魏，后主体贴诸葛亮征战劳苦，“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谯周则从“天象”进言，劝阻北伐：太史谯周出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谯周苦谏不从。

或许在谯周的第一次劝谏诸葛亮勿出兵北伐中，谯周所代表的“顺天意”与诸葛亮所代表的“尽人事”的冲突并不十分强烈。那么第102回诸葛亮再次欲兴兵伐魏，谯周又进言劝阻，二人在是否北伐上的不同立场就凸现出来了：

却说谯周官居太史，颇明天文；见孔明又欲出师，乃奏后主曰：“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孔明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设太牢祭于昭烈之庙，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祭毕，拜辞后主，星夜至汉中，聚集诸将，商议出师。

在此次的谯周与诸葛亮的对话中，小说再次强调了谯周“颇明天文”，并提及众多伐魏不利的天象。诸葛亮并未对谯周提出的“天象”做直面的回答，而是把之所以应该伐魏落在“受先帝托孤之重”“剿灭汉贼，恢复中原”的道德层面。尤其是诸葛亮祭庙时“涕泣拜告”的感人场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无不彰显了诸葛亮伐魏的决心以及伐魏所能表现出的巨大道德力量。其实，诸葛亮并非不晓得“天象”所表现出的威力，在此前的小说叙事中，诸葛亮常“夜观天象”而动，都表现了他“深明天文”的知识信仰。不仅如此，早在未出茅庐时，司马徽就说诸葛亮“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想必诸葛亮也对“不得其时”有着深切的认知。但他毕竟出山了，而出山的原因只是因为刘备“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意欲放手一搏。我们在诸葛亮《隆中对》中也可注意到，诸葛亮说“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在此占据“人和”以成霸业的规划，正是试图与占据“天时”的曹魏抗争的设想。

由于刘备伐吴失利，蜀国在军事与国力上均遭重创，“恢复汉室”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诸葛亮仍旧试图凭借人的意志来与天意一较高低，不负自己的才华以及先主托孤的信任。正像诸葛亮在上方谷未能烧死司马懿父子时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样，“毛本”在此批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亦欲自尽其人事尔。若径诿之天，而不为之谋，岂昭烈托孤之意哉”，可谓搔着了诸葛亮的内心深处。

所以，尽管谯周所言的天象在之后往往被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谯周的清醒认识在面对道德意志的强大推动面前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在《三国演义》中对谯周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表现在“天命”与“人事”的冲突，在他身上还表现出了对当知识信仰在面对道德理性之时发挥力量有限性的思考。是相信自己的知识，还是惟道德而行，当在二者之间必须选择一种的时候，选择知识的安全必会带来道德的伤害；当选择道德的慰藉时，违背知识信仰的悲剧又随之而来。在小说中，谯周形象正是以纯粹的知识信仰者出现的，而诸葛亮则是以他的对立面，即选择道德慰藉，走向悲剧的另一端。其实，谯周的选择知识信仰，只不过是从悲剧的一端走向反面，从而给自己带来道德的压迫感。且不论谯周被后世加以“奸佞卖国”的恶谥，即使谯周自身也体会到沉重的道德压力，《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所记，晋室践阼后，封为列侯，谯周却“求还爵土”，《晋阳秋》也记载谯周临终遗言“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殡殓已毕，上还所赐”，无不都是谯周在放弃道德选择后的精神救赎。

在小说中，谯周也是以悲剧的人物形象出现的。当诸葛亮死后，蜀国“恢复汉室”已无可能。加上姜维连年北伐，造成蜀国国内空虚，“人和”也已难保。所以，在与姜维上演的对手戏中，谯周在劝谏中虽然还是提及应“顺天命”，但在这之外，对“人事”也更加关注。如小说第112回姜维意欲兴兵伐魏：

光禄大夫谯周听知，叹曰：“近来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乃作《仇国论》一篇，寄与姜维。……姜维看毕，大怒曰：“此腐儒之论也!”掷之于地。

以及小说第115回中：

却说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将军姜维差人连夜修了栈道，整顿军粮兵器，又于汉中水路调拨船只，俱已完备，上表奏后主……后主览表，犹豫未决。谯周出班奏曰：“臣夜观天文，见西蜀分野，将星暗而不明。今大将军又欲出师，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诏止之。”后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当阻之。”谯周再三谏劝不从，乃归家叹息不已，遂推病不出。

上面谯周的两次谏言皆是基于蜀国国情的言论，而且，这在当时已非只谯周一人有此认识。如小说第114回，张翼已经劝姜维：“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胜之时，收回人马，以安人心，再作良图。”第115回，姜维不听谯周谏言，临兴兵询问廖化，廖化亦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将军强欲行强为之事，此化所以未敢专也。”然而，在小说中姜维对廖化的回答却是：“昔丞相六出祁山，亦为国也。吾今八次伐魏，岂为一己之私哉?”其实，这也可以作为姜维对谯周的回答。姜维屡次北伐正是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并非“为一己之私”，但是当这种道德理性已为蜀国带来致命危害时，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这就形成了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困境。继续走下去并没有错，但是却连同自己也毁灭掉了；如果放弃北伐，虽能保全自己，但是又难以忍受道德的审判。在小说中，不仅姜维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困境，站在对立面的谯周其实也和他面对着同样的选择。

从上可见，在小说中，诸葛亮和姜维遵从道德的选择执意伐魏，他们以自己的毁灭来寻求道德的抚慰，却一个毁灭了自己，一个连同毁灭了蜀国。但是，劝谏者谯周服从了自己的知识信仰，顺从天命与现实形势采取消极的自保策略，最后为了“刘氏无虞，一邦蒙赖”[3]858而劝降后主。可是这种选择却是以丧失道德为代价的保全，他以知识的信仰保全了刘氏和蜀国遭受屠戮之害，但牺牲的却是他的“千秋令名”。

三、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化思潮与谯周形象的微调及其效果

如果把“毛本”《三国》和“嘉靖本”、“李评本”略作比较，我们会注意到，“毛本”对谯周形象虽无大的情节上的变动，但却也进行了若干细节上的修改增删。由于毛氏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现实政治环境难免不对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尤其是谯周的劝降身份，对于身处国破家亡的汉族士人来说，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何评价“投降”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个大题目，毛氏父子身处易代之际影响最大的苏州地区，而且苏州地区士子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欲望，涌动着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思潮，生活于此“批评圈”的毛氏父子受其影响也是应有之事。谯周在明清易代之际受到诗人、学者的恶评如潮，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叱之“尤恶”、“奸佞卖国”，清初诗人阎尔梅《题昭烈庙》中说“诸葛死忠谌死孝，当时悔不斩谯周”，可以说都是鼎革之际在“气节”问题上的发声。

在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过程中，则通过对“劝降”的谯周的微调来呼应这一思潮，既是招徕读者的手段又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的需要。通过细致比较“毛本”与“嘉靖本”、“李评本”，我们注意到有四处改动。

第一，小说第91回中诸葛亮上《出师表》出师北伐，谯周以天象征兆劝谏诸葛亮“北方未可图”，谏议未被诸葛亮采纳，“谯周苦谏不听”。但是此句在“嘉靖本”和“李评本”中为“谯周等苦谏不听”，多出一个“等”字。细按文意，一是从情节上，后文屡次以“天文”劝谏诸葛亮和姜维的都是谯周一人，删去“等”字也是为了保持前后情节的一致；二是从意义上，删“等”字，则把谯周孤立出来，从而说明谯周以“天文”劝阻北伐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并未得到其他蜀人的支持，从而营造一种“人心思汉”，人人愿“恢复汉室”的叙事导向。

第二，第112回中，谯周得知姜维又欲伐魏，叹道：“‘近来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乃作《仇国论》一篇，寄与姜维。”但对照“嘉靖本”和“李评本”会注意到“毛本”删去了“近来朝廷”之前的一句“蜀兵连年出征，伤者数多，深有怨心。姜伯约不识时务，欲背天行事也!”以及“国将危矣”之后的一句“吾何忍哉”。这种删头去尾的改动，颇有意味。先来看删“蜀兵连年出征，伤者数多，深有怨心。姜伯约不识时务，欲背天行事也”的意味，当然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与“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重复，保持行文上的简洁流畅；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此句的存在实是在强调“国将危矣”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累欲兴兵”。如果把蜀国的覆亡归结为“累欲兴兵”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诸葛亮、姜维“恢复汉室”的否定，这是与小说的叙事精神指向易于产生冲突的；虽然蜀国最后的覆亡与姜维北伐存在莫大关系，但在《三国演义》的话语系统中绝对不能把最大责任委之北伐。所以删除此句，则把叙事的重心移到“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从而把蜀国败亡的主要责任推到宦官弄权，进而与小说开头所强调的汉朝“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时的宦官弄权“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相互照应。凸显了小说“独恶宦官”的创作指向，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虽在军事策略上存在失误，但是在道德意义上却值得肯定的北伐之举对蜀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责任。我们再来看删去“吾何忍哉”的小说意义。《三国演义》在道德意义上对“劝降”并不支持，而“吾何忍哉”在语气上正表现了谯周劝降的合道德性，二者不仅冲突而且在很大层面上也对姜维北伐形成负面的挑战。所以删除此句，一方面可以避免突出谯周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对姜维北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尽量保护着被道德外壳包裹下却在战略上存在重大失误的北伐。

第三，正如删去凸显谯周劝谏北伐的道德正当性一样，小说第115回中也有一处大的删减以达到类似作用。小说中谯周见屡谏姜维不被采信“归家叹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在“嘉靖本”和“李评本”中此句之后尚有：“周子问曰：‘父亲何事也?’周曰：‘君王溺于酒色，不理朝政，臣下强欲立名，妄损军马，西蜀祸至矣。’……其子告曰：‘父亲既有先见之明，何不投魏乎?’周叱之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知遇之恩，不能补报万一。纵然国亡家破，当以尽命报本，安忍行不忠不义之事耶?’”“毛本”删除此处一方面是由于其表现出的谯周形象与后文劝降矛盾，删除此处以维持人物性格特征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则是尽量把谯周为“忠臣”的合道德性的一面遮蔽掉，尽管从知识上对其予以肯定，但却不齿其“劝降”的“失节”。

其实，“毛本”在谯周形象上的认识是非常矛盾的，因为一方面谯周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天而言”，以及在劝阻姜维北伐甚至劝降时，都是于“天”于“人”的现实国情的正确论断。但是，又由于“劝降”使得“恢复汉室”从希望渺茫走向绝望，使“思汉”之心的失落感无处安顿，并且由于“劝降”的“失节”是道德上的大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人所厌弃。所以，谯周又以无德者的身份被唾弃。因此，小说一方面肯定他的知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他的道德取向。但是道德取向是由知识所引导出的结论，否定他的道德就会连带说明他的知识的不可信；反之，如果肯定他知识的正确性，那么由之得出的道德取向又不能被轻易否定，所以二者的冲突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谯周这个清醒的失德者的形象中。所以，在小说第118回中，太子刘谌痛叱谯周劝降，“嘉靖本”与“李评本”都有“当斩此贼，臣请出战”，但却被“毛本”删除。其实如果按小说之语境，此句正能突出主战派的“死节”决心。至于“毛本”为何删之，可能正与毛氏父子对谯周形象认识的矛盾有关。谯周虽然“失节”，但是蜀国形势已不得不如此，“天时”已至，“人和”也已被宦官弄权、连年北伐消耗殆尽，谯周毕竟对这种隐患屡次谏言，只是因为不被当权者采纳才导致如此局面。所以，删除“当斩此贼”，从笔下放其一条生路，或许也是对他的苦苦劝谏最好的奖赏。

毛氏父子在小说中对谯周形象的微调，既表现出对“投降派”口诛笔伐的时代思潮的呼应，同时又能秉持“史家心眼”对谯周有所理性的肯定。从这方面来看，“毛本”《三国》也是在对包括谯周在内的“贰臣”一味贬斥的鼎革之际闪耀着的一点理性的光辉，而这也说明《三国演义》中的谯周形象并不是一个观念符号，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人”。

作者简介：许中荣，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