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蜀汉史家谯周的形象变迁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名言，但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严谨的史学里，我们会发现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在不同史家的笔下，有些历史人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这反映了某一时段或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史学意趣。谯周是三国末期的蜀地名士，虽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有一定的声誉，却也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但即便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同时空的史家们对他的评价也存在差异甚至意见截然相反。本文无意于对谯周本人的是非功过做出评价，而旨在梳理谯周形象的历史变迁，并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探寻其中的缘由，以期能够对当下的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谯周其人其事

谯周，字允南，三国时期蜀汉大臣与著名学者。谯周幼时丧父，虽家贫不治产业，但却仍然好学不倦，成为当时巴蜀地区极为有名的学者，其著作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三国末期蜀汉地区的许多名人都曾师事于谯周，较为著名的有蜀汉晚期名将罗宪、《三国志》作者陈寿、《陈情表》作者李密、蜀汉良吏杜轸等。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其师立传，并在《郤正传》中称赞他“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扬之规”。陈寿以董仲舒和扬雄来比拟谯周，虽有弟子为其师争名之嫌，但也反映出谯周在当时巴蜀学界的地位。确实，虽然后来的史学家们针对谯周的政治行为有激烈的争论，但对谯周的学术成就却都是肯定的。

当然，除了自身的学识外，谯周之所以能在史书中留名并引起后人的争论，与其政治主张也不无关涉。蜀汉政权虽立国根基不深，疆宇也局促于巴蜀一隅，但其开创人物刘备与诸葛亮等均是当世人杰，且一直以汉室正统自居，时刻不忘出师北伐。《出师表》中所言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与《后出师表》中所载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绝不仅仅是诸葛亮为了师出有名的凝聚人心之语，更是刘备、诸葛亮这一代人毕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土生土长的巴蜀士人谯周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目标，而且对蜀汉的许多北伐措施也多有不满。《三国志·谯周传》载录了谯周《仇国论》一文，通篇议论的是，蜀汉北伐导致巴蜀地区民力凋敝，当权者应当改变策略，以保境安民、发展蜀地民生为首务。而当魏军兵临城下之际，谯周力劝后主刘禅放弃抵抗。他一再上书劝说刘禅投降，并对当时主张抵抗或是出奔以图再战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东吴实力不如魏国，“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去投东吴，不但要寄人篱下，而且无非是多抵抗些时日，不如现在早早投降苟活来得安全。至于南奔，谯周更是认为万万不可。他认为，南中之地的民众“兵势逼之，穷乃幸从”，如果刘禅避难南奔，那南中之民难免反叛，皇室与官员们恐怕有不虞之祸。因此，还是出城请降更能保得生命安全。最后，暗弱的刘禅接受了谯周的劝说，扶棺请降。谯周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很多蜀地士人的看法。这些巴蜀的地方势力远离中原，久疏中央，不仅对刘备和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壮志没有多大兴趣，而且以巴蜀一隅之力抗衡当时极为发达的中原，在他们眼里也并非明智之举。从谯周的《仇国论》来看，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开发地方，维护自己在巴蜀地区的既得利益。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刘汉政权治蜀，还是曹魏政权理民，亦或是司马氏当政，都并无两样。

二、谯周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一）历史上谯周形象演变概述

蜀汉灭亡后仅两年，司马氏就取代曹魏建立了西晋政权。因谯周有劝降蜀汉的功绩，所以当时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但永嘉南渡之后，东晋史家对谯周的评价开始出现分歧，如孙盛和孙绰这些南渡士人对谯周采取的就是抨击态度，而出身蜀地的常璩则继续将谯周视为家乡先贤并颂扬有加。

唐宋之后，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被蜀汉政权所取代，谯周便成了软骨头文人、投降派的代表，其负面形象开始固定下来。成书于明代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谯周先是在小说第65回刘备兵围成都时劝刘璋投降，接着又在第118回在邓艾大军兵临城下时劝刘禅投降。明人李贽痛批：“谯周降词，太不成人，把玄德、孔明一生锐气挫尽无遗。可恨!可恨!”而清人毛宗岗则辛辣地讽刺谯周：“前劝刘璋出降，今又劝后主出降，是劝降惯家。”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则是将谯周与五代时的政坛不倒翁——“长乐老”冯道相提并论，认为谯周是一个只重自身利禄，全无气节之徒。他在《读通鉴论》卷十里痛批谯周：“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道，鄙夫也，国已破，君已易，贪生惜利禄，弗获已而数易其心。而周异是，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奄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冯道末减矣。”民国时期，著名革命家、大学者章太炎先生曾为黎元洪题挽联，并借此联讽刺那些自己看不惯的政治人物，其联曰：“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在熟谙中国古代历史典故的章太炎先生眼里，劝说刘禅弃城而降的谯周，无疑是个怯懦苟且之辈。

纵观对于谯周的评价，两晋之交是个转折点，谯周的形象开始由正面转向负面，而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二）西晋时期谯周的正面形象及其形成原因

1.西晋时期对谯周的赞扬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政权对旧日蜀汉人士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对追随刘备入蜀的文臣武将的子孙强行迁至中土，而对蜀地土著士人，晋廷则有所优遇，征召颇多。谯周无疑属于后者，且又是劝降刘禅的有功之臣，因此“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后来，“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谯周也颇为正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谯周：“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益部耆旧传》记载：“益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于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銮兹显模。’”《益部耆旧传》乃是陈寿所作，其所记之益州刺史董荣当时是西晋初期的官吏。陈寿是谯周弟子，赞誉、肯定自不必说，而董荣对谯周的赞扬无疑代表了西晋官方对于谯周的态度。在这一颂文里，谯周俨然一派学术领袖与地方先贤的形象。谯周死后，晋廷还专门下诏哀悼，称：“朕甚悼之，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

2.谯周正面形象形成的原因

西晋时期谯周正面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司马氏收拢人心的需要。公元263年，蜀汉灭亡，265年晋代曹魏而立。建立初期，西晋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旧有的反对势力，收拢人心。对于谯周这样避灾免祸、力劝故主归降的士人，西晋政权在明面上肯定是要予以赞扬的。这不仅能警示曹魏旧臣，而且对东吴的臣子士人，尤其能产生极强的示范作用。因为直到公元280年，西晋才灭掉东吴，所以在蜀汉灭亡到晋代曹魏的两年间，才有如前文所述，“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并“下书辟周”，晋代曹魏伊始，“累诏”辟周，267年“奉诏诣洛”，等等。

第二，谯周不是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他属于土生土长的巴蜀士人，在地方上影响颇大。这些蜀地士人的政治野心不大，只求保全自己在当地的利禄，因此拉拢这些人对于维护西晋在巴蜀一带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晋任命的益州官吏那么看重谯周。

第三，谯周作为蜀中大儒，对其讽赞与否直接影响着当地士人的名望。西晋初年，许多出身于巴蜀地区的文人与官吏都是其门生，像陈寿、罗宪等人或是一代史学名家，或为一方镇守大将，这些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谯周的评价。最为明显的便是陈寿《三国志》中的《谯周传》。陈寿通过自己手中的史笔，为其师塑造了一副好形象，赞誉谯周在学术上是个“有董、扬之规”的硕儒，在政治上则是使“刘氏无虞，一邦蒙赖”的大功臣。

（三）东晋时期谯周形象转变的原因

1.东晋时期对谯周的批评

晋室南渡之后，谯周在东晋士人眼里的形象开始出现了分歧。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后附注了东晋著名史家孙盛与名士孙绰对于谯周的评价，两人对谯周的态度无疑是鄙夷不屑的。

孙绰认为：“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俛首而事雠，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在孙绰眼里，刘禅与谯周的苟存行为是莫大的耻辱，更是对刘备理想的背弃。

孙盛也对谯周的人品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认为：“《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针对刘禅与谯周这对屈膝降敌的君臣，他慨叹道：“葛生有云：‘事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

当然，东晋时也有从正面肯定谯周的，同为蜀人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便称赞道：“谯侯修文于前，陈君焕炳于后”。可见，他仍然认定谯周和陈寿是蜀中硕儒

2.东晋时期谯周形象变迁的原因

东晋时期，士人们对于谯周的批评越来越多，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大批士人南渡，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建立起东晋政权，才在南方站稳脚跟。而南渡的士人都有一种故国游离的伤感，国破思忠臣。面对北方的强敌，人们想的是如何北伐中原，收复故乡。因此，在这种情势下，谯周在人们眼中便演变为卖主取安的无耻形象。

孙绰与孙盛两人的家族都是两晋之际因中原丧乱而南渡的。中原丧乱，尚可南渡，但若是北军再饮马长江，那他们将要面对的情形与当年的刘禅君臣是何其相似。更何况，西晋末年，怀帝和愍帝都曾先后出降匈奴的前赵政权，但最后都饱受羞辱，在猜忌中被前赵政权杀害。对于晋室军民来说，这是何其惨痛的经历。因此，东晋已退无可退，降无可降，只有奋发一搏。可以说，孙绰是借痛斥刘禅和谯周，以表达自己的决心以及对晋室君臣的希望。“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显然是有感而发，有意而发。

虽然史书曾记载孙绰反对桓温移都洛阳之事，但是仔细考察当时的形势，便发现孙绰对于这件事只是就事论事，从根本上孙绰还是主张北伐中原、恢复旧土的。桓温移都之议包藏私心，而且不合当时实际，一旦实行，反倒可能会危及在南方渐渐站稳脚跟的东晋政权，恢复故土自然更是无从谈起，这才是孙绰反对的。孙绰认为，恢复故土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至于已经克复的故都洛阳，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结果“威名资实”的桓温果不其然，不愿出赴洛阳镇守。可见，孙绰反对的只是桓温包藏私心、不切实际的移都之议。他是真正关心东晋安危与北伐成败的。吕思勉先生评价此事时，称赞孙绰之言是“非引日之虚辞，实审时之至计”。

孙盛与孙绰生活的时代基本相同，经历也基本相似。但作为史学家的孙盛，不仅对谯周的投降言辞进行了道德上的抨击，还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分析了开城献降这一行为的懦弱。虽然成都被围，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孙盛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且屈伸有会，情势代起，徐因思奋之民，以攻骄惰之卒，此越王所以败阖闾，田单所以摧骑劫也，何为匆匆遽自囚虏，下坚壁于敌人，致斫石之至恨哉?”孙盛认为蜀汉若能背水一战，集结戍边在外的罗宪与霍弋所部精兵，再加上东吴的援兵与姜维的军队，完全有可能将师老兵疲的魏军赶出巴蜀。孙盛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更增强了时人乃至后人对蜀汉灭亡的叹惜之情，使对谯周的批判更具有了理由，也使人们对谯周的批判不再局限于情感和道义。

除孙绰、孙盛外，同为南渡士族后代的裴松之在看待谯周的问题上也与二孙有同感。陈寿《三国志》原文对于谯周的评价很高，但裴松之在《谯周传》后补注孙盛与孙绰抨击谯周的言论，其实也就是借此表明自己对谯周的态度。

3.常璩对谯周的肯定

在东晋时期，对于谯周也并不都是一片骂声。常璩在其《华阳国志》中便将谯周与陈寿二人看成是巴蜀地区士人的骄傲。《华阳国志》也记载了谯周劝降刘禅一事，并以赞赏的口气记载道“以谯周全国济民，封城阳亭侯”。但是，与孙盛、孙绰一样，常璩在历史大潮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视角。

常璩，土生土长的巴蜀地区士人，与孙盛属于同一个时代。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成汉，常璩曾出仕于成汉政权，官至散骑常侍，并担任过史官。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率军伐蜀，成汉军队战事不利，常璩劝说成汉国主李势投降东晋，结束了蜀地割据的局面。李势被东晋封为归义侯，常璩为参军。同为蜀地之人，谯周劝刘禅投降，常璩劝李势投降。常璩赞同谯周之行，实则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当然，常璩劝降的理由与谯周并不完全相同。在《华阳国志》一书中，也展现了常璩对于国家统一的期望。常璩之前，在巴蜀地区建立政权的有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李雄父子等，而常璩认为，这些政权的灭亡是一种必然，依靠巴蜀地区的险要地势只能换来一时的割据，肯定难挡统一的潮流。

三、史学与史家主体性

与“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类似，柯林武德也有一段名言：“圣奥古斯丁是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是从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套用柯林武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陈寿是从一个西晋初年出身于巴蜀地区的史官的角度来看待谯周，孙盛和孙绰是以东晋初期南渡士人的角度来看待谯周，而常璩则是以一个归降东晋的前成汉政权的官员的角度来看待谯周。南渡而来的孙盛、孙绰借评判归降的刘禅以感怀西晋末年的惨痛经历，进而借批评谯周来表达自己对于东晋君臣的期盼。而常璩则通过自己的经历感悟谯周的所作所为，并通过褒扬谯周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解释的多元并非源自对事实认定的不一致。”陈寿、孙绰、孙盛和常璩等人对于谯周劝降一事的认定虽然一致，但是对于其行为的解读却并不一致。清代史家章学诚也注意到了史家本人的境遇对于史家解读事实的影响。他说到：“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留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章学诚并不排斥史学中所存在的人之“情”，反而认为“情”的存在是必要的。当然，他也郑重地指出：“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

但“情”是随着时空的变换而发生改变的。西晋与东晋虽然相接，但这种时间连续的背后却是局势的巨大变化。西晋初年的大一统局面与东晋初年的四海鼎沸，必然使得史家之“情”不可能相同。而生活于明末清初这一“天崩地裂”时代的王夫之，比起东晋初年的二孙来，无疑更痛心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政局。因此，对于谯周的行为，王夫之的指责应该是历代史家里最为严厉的。而到了民国初年，谯周的人物形象虽也谈不上正面，但章太炎先生在谈及谯周时，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戏谑兼带不屑之情，而没有王夫之那种咬牙切齿的憎恶。除了时代的因素外，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影响着史家。同出生于巴蜀之地的常璩便更能理解谯周的行为，并能从正面的角度去赞扬谯周。

现代史家海登·怀特认为：“选择某种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晋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于谯周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评价，是因为他们从自身所服膺的价值体系出发，根据个人的需要，对谯周作出了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判断，因此，不能说这些判断在接近于历史真实上有高下优劣之分。如果将关注的视角进一步拓宽，历史上存在着许多远比谯周声名更为显赫，而评价也更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在研究时能够先抛开对于这些已有观点进行优劣高下的判断，而是先关注于不同的史家为何会做出如此不同的评价，也许会更加有益于史学发展。

作者简介：王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文//来自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