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严遵的“纸上谈政”与“纸上谈兵”

严遵，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生卒年不详。他原姓庄，名遵，字君平。班固写《汉书》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更其姓为严。他是一位对道家学说深有研究的平民学者，一生靠卖卜为生，但一直聚徒讲学。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他每日在成都市上卖卜，一天仅阅数人，收卜资百钱够吃饭用即闭门收摊，其余大部分时间为学生讲述《老子》。后“依老子、庄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留下《老子注》二卷（已佚）、《道德指归论》十三卷（残缺），文一篇。流传至今的《道德指归论》七卷和《老子指归佚文》是后世研究严遵思想的主要资料。《道德指归论》七卷，由说目、上德不德篇、得一篇、上士闻道篇、道生一篇、至柔篇、名身孰亲篇、大成若缺篇、天下有道篇、不出戸篇、为学日益篇、圣人无常心篇、出生入死篇、道生篇、天下有始篇、行于大道篇、善建篇、含德之厚篇、知者不言篇、以正治国篇、方而不割篇、治大国篇、大国篇、万物之奥篇、为无为篇、其安易持篇、善为道者篇、江海篇、天下谓我篇、用兵篇、言甚易知篇、知不知篇、民不畏威篇、勇敢篇、民不畏死篇、人之饥篇、生也柔弱篇、天之道篇、柔弱于水篇、小国寡民篇、信言不美篇等41篇组成，对《道德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说和阐发。《老子指归佚文》存有道可道篇、天下皆知篇、不尚贤篇、道冲篇、天地不仁篇、谷神不死篇、天长地久篇、上善若水篇、持而盈之篇、载营魄抱篇、三十辐篇、五色篇、宠辱若惊篇、视之不见篇、古之善为士篇、致虚极篇、太上篇、绝学篇、曲则全篇、希言自然篇、企者不立篇、有物混成篇、重为轻根篇、知其雄篇、取天下篇、佳兵篇、知人智篇、执大象篇、将欲歙篇等29篇，可看作是《道德指归论》的姊妹篇，是对该书的补充。

一

严遵尽管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但在西汉历史上，他堪称造诣最高的研究和阐发老子、庄子思想的学者。严遵热衷研究和阐发老子、庄子思想，认定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并将“一”认定为“道之子”，将其作为道与万物之间联系的必然环节和过渡桥梁，大大拓展了它的神力，从而将其作为道的外化，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它造物主的形象。再后，《指归》沿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程序，描绘了整个宇宙万物的生成：

三以无，故能生万物。清浊以分，髙卑以陈，阴阳始别，和气流行，三光运，群类生。有形脔可因循者，有声色可见闻者，谓之万物。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背阴向阳，归柔去刚，清静不动，心意不作而形容修广，性命通达者，以含和柔弱而道无形也。是故，虚无无形，㣲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兴，而万物之所因生也，众人之所恶而侯王之所自名也，万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

《指归》同时也进一步阐发了《道德经》的辩证意识，承认所有事物都时刻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承认它们无不以对立面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论证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必然性：

无以有亡，有以无形。难以易显，易以难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长。山以谷摧，谷以山倾。音以声别，声以音停。先以后见，后以先明。故无无则无以见有，无有则无以知无；无难无以知易，无易无以知难；无长无以知短，无短无以知长；无山无以知谷，无谷无以知山；无音无以知声，无声无以知音；无先无以后，无后无以知先。凡此数者，天地之验，自然之符，陈列暴慢，然否相随，终始反覆，不可别离，神明不能遁，阴阳不能违。

道德所经，神明所纪，天地所化，阴阳所理，实者反虚，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张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

有了不断变化的宇宙万物，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政治的运作。在严遵看来，组成国家政治的最主要的两极是君和民：“人之生，悬命于君；君之立，悬命于民。君得道也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万民昌则宗庙显，万民丧则宗庙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衰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这里，他已经认识到君和民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谁也离不了谁，二者实际上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关系。然而，君与民同时又是治与被治的对立的两极。那么，究竟什么是君王最理想的治民方略呢?《指归》认为，无论是治身、治家，还是治国治天下，都必须遵循“无为”的原则，这是最好的原则。而与之对立的“有为”的原则，则是最坏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法家和儒家确立和歌颂的那些信条：

尊天敬地，不敢忘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冠无有，被无形，抱空虚，履太清，载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驱天地，驰阴阳，骋五行，从群物，渉玄冥，游乎无功，归乎无名，此治天下之无为也。……

富国兼壤，轻战乐兵，底威起节，名显势隆，刑严罚峻，峭直刻深，法察网周，惨毒少恩，诸侯畏忌，常为俊雄，公强求伯，伯强求王，此治国之有为也。祖孝悌，宗仁义，修礼节，饰名教，修治色味，以顺民心，钟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听，主动臣随，表功厉行，开以恩厚，号令声华，使民亲附，诸事任己，百方仰朝，此治天下之有为也。

显然，《指归》所认定的治国治天下的“无为”原则，就是顺应自然，摈弃一切人为的法则，“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游乎无功，归乎无名”。而治国治天下的“有为”原则，就是制定法规，强制推行，提倡孝悌仁义，砥砺礼义名节，以求得自己向往的名和利。《指归》进而认为，君王只要按照“无为”的原则治理百姓，一个万民“自化”、“自富”、“自正”、“自朴”的美好社会就会降临人间。《指归》展示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反映了严遵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类和谐社会的向往。但是，他对法规和道德的摈弃却是违反社会发展进步的空想和狂想，贯穿其中的是明显的反智主义。因为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和道德作保证，而法规与道德的出现和日益细密规范，恰恰是文明社会的表征。同老子和庄子一样，严遵看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但他不知道，消除这些弊端不是通过回到文明以前的状态，而是依靠文明的更大的进步。然而，《指归》顺着“无为”的政治理想前进，就不能不将反智主义变成愚民政策，将“小国寡民”视为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严遵的确看到了文明进步带来的“智巧诈伪滋生”的弊端，所以，在他笔下，智慧变成了罪恶，而“废弃智巧”的愚民政策则被变成维系天下和谐太平的万应灵药。最后，他反对尚贤和爵禄，将小国寡民导向无政府主义：“世不尚贤则民不趋，不趋则不争，不争则不为乱。世不贵货则民不欲，不欲则不求，不求则不为盗。世绝三五则民无喜，无喜则无乐，无乐则不淫乱，……无爵禄以劝之，而孝慈自起；无刑罚以禁之，而奸邪自止。”但这种“无欲”、“无求”、“不趋”、“不争”、“无喜”、“无乐”的人生状态只能存在于幻想中，不要说在人类社会，就是在动物界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严遵知道，在他理想的政治范式下，完全无政府还是不行的。而一个国家政务的运转，主要是君王的指令通过臣下的具体操作进行，所以处理好君臣关系是行政正常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而在他看来，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治之于国，则主明臣忠，朝不壅贤，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谗不害公，和睦顺从，上下无怨，百官乐职，万事自然；远人怀慕，天下同风；国富民实，不伐而强；宗庙尊显，社稷永宁，阴阳永合，祸乱不生；万物丰熟，境内大宁；邻家讬命，后世蕃昌；道德有余，与天为常。治之于天下，则主阴臣阳，主静臣动，主圆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

是以明王圣主，正身以及天，谋臣以及民；法出于臣，秉之在君；令出于君，饰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臣之所事，君之所谋也。臣名不正，自丧大命。故君道在阴，臣道在阳；君主专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万物自明。故人君有分，群臣有职，审分明职，不可相代，各守其圆，大道乃得，万事自明，寂然无事，无所不克。臣行君道则灭其身，君行臣事则伤其国。

然而，这里阐述的已经是黄老之学所鼓吹的“君人南面之术”：君主专制，总揽全局，定谋出令，驾驭群臣；臣子听命，承旨担责，亲历亲为，行政临民。这实际上就是将老子的“道”和法家的“术”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二

严遵的《道德指归论》和《老子指归佚文》的主要内容反映的是严遵的哲学和政治理念，但其中也包含了少量的军事思想。可是，由于严遵只不过是一介平头百姓，不仅没有做过芝麻大小的行政官员，也没有在武装部队指挥过一兵一卒。所以，他的军事思想就不是“虎帐谈兵”，而是典型的“纸上谈兵”了。

严遵谈兵，遵循的是老子的基本观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他看来，“无为”是治国治天下的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原则，与之相对的“有为”原则就是等而下之的了：因为想着富国，必然要开疆拓土，进而“轻战乐兵”；为了“名显势隆”，必然严刑峻法，惨毒百姓；欲望无止境，做了诸侯国君不满足而想当霸主，当了霸主又想做统一全国的君王。这样的有为政治是没有底止的。显然，在他坚决否定的“治国之有为”的原则中，争强好胜、喜兵乐战、成王定霸就占有重要位置。有鉴于此，他坚决反对君王主动起兵，轻起战端，认为那是“失君之道”：“万人未动，天下未应，为之起兵，失君之道。为兵之道，失君之机，万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庙危殆，终身无功也。”但是，他也明白，几千年来，战争却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任你怎么怨恨它诅咒它，它依然故我地在国家间和集团间不时发生，造成万千士卒百姓死亡、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战争的根源就是不止一个“人君失道”：

故人君失道，好战自损，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强大骄奢，纪灭纲弛；雕琢宫室，盈饰狗马，高台大囿，声色在后；刳屠忠谏，尊宠姣好，简傲宗庙，欺侮诸父，残贼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阴阳，黥劓道德，破碎神明；和顺溃浊，变化不通，冬雷夏霜，万物大伤；谋图不祥，大国惊怖，小国奔亡，老弱离散，啼哭而行，天下愤怒，万民思兵，相率而起，……

所以，即使坚持“无为而治”的君王，也无法不遭遇“失道之君”强加于己的战争。因此，君王又必须面对战争并且有一套因应战争的取胜之道。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的正义原则，即“因天下之怒”和“因天下之力”的原则：

“伐”，犹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黄帝不能与并威；因天下之力以战天下，故汤武不能与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诸侯之后可臣也。

再进一步，严遵就将兵事上升到“国之威神”的高度，认定其重要性犹如阴阳之于万物：

道无不有，有无不为，体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群类，莫有能违，无有形象，为万物师，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体之，久而不衰。何以效之?庄子曰：夫阴而不阳，万物不生；阳而不阴，万物不成。由此观之，有威无德，民不可治；有德无威，宗庙必倾；无德无威，谓之引殃，遭运时变，身死工亡。故人主者，国之腹心也；兵者，国之威神也。……夫德之与兵，若天之与地，阴之与阳，威德文武，表里相当，隐之玄域，不得已而后行。

更进一步，严遵认为战争尽管为不祥之物，但却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人主必须有一个万全的因应之道，其核心是“左德右威”，即君王既要有足以服天下万民的德行，又要有足以威慑天下万国的武力：

夫天地之间，万国并兴，小大愚智，皆愿为君。智尽而服，力屈乃穷，非有余力而屈膝乐为人臣也。是以明王圣主，放道效天，清静为首，和顺为常，因应为始，诚信为元。名实为纪，赏罚为纲，左德右威，以应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毁伤，故国可保而民可全也。

有了德威并举的战略优势，形成对敌人的巨大压力，使敌人屈从而不敢发动战争，从而维持列国间的和平局面，“未战而海内正，不攻而诸侯下，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睹，皇皇莫莫，各安其土”，是最为理想的境界。如果这一步做不到，就要正视战争，运用各种正确的战术原则去战胜敌人。这其中包括：

（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蓄天下之怒，积能奇之人，飞耳游目，延聪益明，游士四达，结友合亲，生息变怪，因道应奸。权养势，以实其民。”

（二）最大限度地离间敌方君臣、制造敌方内部的不和与混乱，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方的力量，以达到“不攻而敌自诎，不战而敌自危”的战略目标：

飞言舞事，以惑敌人；卑辞降下，以闭其君；轻使重利，以开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变作于阴，权动于微，悬其死命，因其枢机，使敌狂惑，不得有为，随时进退，无有常仪。不攻而敌自诎，不战而敌自危，克其君不及其臣，诛其将不及其师，战胜民喜，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体重赏以顺其外，阴谋云布以乱所亲。奸从彼来，道从此兴，数城而封将，连国而子奸。奸来如鬼，谋计人神，方略不测，奇变不穷。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于地，若生于天。离其左右，散其相连，起权生变，以制其死。阻其计谋，使不得信，折其强辅，以孤其志。

（三）在战场上保持我方对敌方的绝对优势，“以众制寡”，既要消灭敌人，又能保全自己：“以众制寡，坚校部曲，官队相伍，上护其下，下求其上，三军相保，亲如父子。”

（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动攻其害，静绝其粮。褫而夺之，饥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劳而苦之，冻而暍之，利而诱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窘而薄之。”最后，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手段，“奇阵分合，隐伏参处，营前轻后，凌左败右，耀以旌旗，惑以金鼓，进如波浪，退如风雨，发如崩溃，合战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战胜威下”，尽快制敌于死命。这些战术原则大都不是严遵的创造发明，而是他对以前的兵法著作如《太公兵法》《孙子》《吴子》《尉缭子》等的综合袭用。

严遵军事思想的局限是明显的。由于他笃信老、庄思想，将战争置于他极力否定的所谓“有为”的境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它，因而不可能对前人的兵学进行创造性的创新和发展。更因为他布衣终身，没有带兵实战的经历，难以对秦汉以来丰富的战争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升华。他只能从以前的兵学文献中汲取自己需要的理论，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显得空泛而不切实际，致使他难以超迈前人，更无法对两汉时期的战争实践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秦汉两朝虽然产生了一批具有卓越战功的将帅，指挥了许多著名的取得胜利的战役，却没有留下与以前兵学相媲美的军事著作，这样一来，严遵差强人意的兵学思想，放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

作者简介：孟祥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

文//来自于《孙子研究》201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