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陈寿的学术渊源（二）

二、友朋、同僚、乡贤的影响

在陈寿的学业及官宦生涯中，有同门师兄弟的相互切磋，互相砥励，有同僚的荐举、赞赏与支持，也有乡贤的激励。同时，又有同门相攻、同僚排挤以及乡友的非难与切责。这一切都对陈寿的学术造诣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同门师兄弟

与陈寿一同游蜀太学，师从谯周的师兄弟在谯门中有颜回、子游、子夏、子贡之称。他们之间的师兄弟之情对陈寿学术的发展自然有不少影响。谯周的同门师兄弟有杜轸、文立、罗宪、李密及谯熙、谯贤、谯同兄弟。杜轸字超宗，《华阳国志》卷10中、《晋书》卷90有传。他在谯门弟子中以博涉经书，发明高经闻名。他博闻广涉，才学兼该，而器量倜傥，奏议驳论多见施用，甚有声誉。文立字广休，《华阳国志》卷11、《晋书》卷91有传。他少游蜀太学，师事谯周，门人以为颜回，专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文立为人正直，著有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罗宪字令则，《三国志》卷41《霍峻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晋书》卷57有传。他少以才学知名，年十三能属文，谯周门人称为子贡。罗宪性方亮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不营产业。泰始三年（267），罗宪入朝，进位冠军将军、假节。次年三月，在与晋武帝的宴饮中，罗宪举荐陈寿。陈寿约于此时成为孝廉。李密，又作李宓，字令伯，一名虔，《华阳国志》卷11、《晋书》卷88有传。李密早年丧父，其母改嫁，由祖母养大，性至孝。李宓与陈寿同师谯周，在谯周众弟子中被方之为子夏。李宓与司空张华有交往。张华曾问及安乐公刘禅及诸葛亮事，对李宓的回答称善。这与张华欣赏陈寿是相近的。谯熙、谯贤、谯同为谯周之子。谯熙察孝廉，本郡大中正，沔阳令。谯同字彦绍，少知名，“颇好（谯）周之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

（二）同僚

与陈寿同样官居朝廷的士人对他的荐举、排斥或使他增强创作信心，为其学术发展提供机会与条件，或使他被迫辞官，这些都影响着陈寿的作为，成为与陈寿学术成就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

黄皓为蜀后主时的宦官。景耀元年（258），黄皓窃据权柄，陈寿刚正不阿，不曲意附和黄皓。黄皓无赖，对他加以排斥打击，不加提拔重用。《晋书·陈寿传》称：“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陈寿居父丧时，有病，使侍婢调治药丸，当时人认为此事触犯封建礼教，受到清议的贬责，在蜀汉灭亡之后，陈寿沉废累年。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替他辩护，于是陈寿被举荐为孝廉，做佐著作郎，又迁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陈寿为著作郎时，张华表令陈寿集诸葛亮故事，促成陈寿编成《诸葛氏集》二十四篇。陈寿因此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并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在平阳侯任上上奏朝廷，并作有上表，对诸葛亮做出公允的评价。张华的知遇之恩对身处困境而孤傲不群的陈寿来说自然产生了不小影响，并促成他能在相对优越的条件下完成各种著述。当陈寿著成《三国志》后，张华很是欣赏，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且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张华荐举陈寿为中书郎，由于荀勖的阻碍不果。当晋惠帝对张华说：“寿才宜真，不足久兼也。”张华又欲荐陈寿登九卿，因被诛未果。张华这种知己之心对陈寿的激励、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书监荀勖对陈寿的影响正反两方面兼而有之。就正面而言，他欣赏陈寿的才华，同张华一样，以陈寿所著《三国志》“班固、史迁不足方也”。荀勖也曾奏使陈寿定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刘勰称：“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荀勖对陈寿的排挤又对陈寿学术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张华举荐陈寿为中书郎时，荀勖因嫉妒张华，从而不喜欢陈寿，从中作梗，授意任命陈寿为长广太守，致陈氏以母老为藉口辞官不就。可以说，荀勖是陈寿“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书令关内侯和峤显然是欣赏陈寿才华的，他曾与荀勖一道奏使陈寿编定诸葛亮故事。镇南大将军杜预也是如此。在出镇之前，杜预“入辞，口启陈寿史才通博，宜补黄散也。上曰：‘寿可作治书否?’预对曰：‘唯在圣诏。’即手诏用之”。黄即黄门侍郎，散即散骑常侍，治书即治书侍御史。朝廷任命陈寿为治书侍御史，为陈寿的创作提供了条件。陈寿遂著《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并上奏朝廷。又奏上《释讳》、《广国论》。同为谯周弟子的罗宪于泰始四年（268）三月，向晋武帝荐陈寿，陈寿得以叙用，成为孝廉。

陈寿“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何攀申明曲直，为之辩护，使陈寿免除冤滥，朝廷于是命陈寿为太子中庶子。遗憾的是，陈寿尚未到任，即于元康七年（297）病亡。

（三）情好难终的乡友

陈寿曾与多位家乡贤达之士友善，但情好难终，而以“岩岩孤峙”，独自发展。他们之间的合离对陈寿的成长发展及学术造诣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王崇字幼远，《华阳国志》卷11《王化传》后有附传。他“学渊博，雅性洪粹”。常璩称：“（王崇）与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同入京洛，为二州标隽。五子情好，未必能终。惟崇独以宽和，无所彼此。”王崇不象寿良、李宓、李骧、杜烈，与陈寿相处融洽，情好终始一致，没有彼此交攻非难，无疑为陈寿好友。王崇著有《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具有渊博学识、与陈寿有同撰乡邦著述的王崇对陈寿自然有“以文会友”的相益之处。

寿良字文淑，《华阳国志》卷11有传。他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寿良与陈寿颇有龃龉，当陈寿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作编集，与陈寿所编“颇不同”，这多少有与陈寿争胜之嫌。当镇南将军杜预表谏陈寿为散骑侍郎时，诏书称：“昨适用蜀人寿良具员，且可以为侍御史。”足见寿良在陈寿的学术和官宦道路上起到了拌脚石的作用。

李宓是陈寿的同门师兄弟，同时又是情好不终的乡友。常璩称：“寿良、李骧与陈承祚相长短，宓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景为畴而不惧者，心无彼此于人也。’”可见，李宓在和解陈寿与寿良、李骧的争论上持中立的态度，是非得失一以公议。常璩说“惟（王）崇独以宽和，无所彼此”，无疑李宓对陈寿的某些言行也表达了不满之意，并终与陈寿情好不终。这样的事情，对于陈寿来说显然是深有影响的。陈寿孤傲之性，独立于世与李宓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李骧字叔龙，李福子，梓潼涪（今四川绵阳市）人。有名于时，官至尚书郎、广汉太守。李骧“初与寿齐望，又相友昵，后与寿情好携隙，还相诬攻，有识以是短之”。

杜烈字仲武，陈寿同门杜轸弟，《华阳国志》卷11、《晋书》卷90有附传。杜烈与陈寿一同入京都洛阳，同为蜀地贤达之士，但始合终离，渐生嫌隙。

这些情好难终的友朋对陈寿来说，一方面在早期相互激励，共同进步，在晚期互相竞争，促使陈寿打下坚实的学术功底并努力取得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陈寿的发展和学术潜力的开发造成了障碍，成为陈寿“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的一大原因，令人遗憾。

（四）乡贤前辈的影响

蜀地史学特别发达，自汉已然，至宋而极盛。陈寿身处的三国晋初，巴蜀史学发达已颇多表现。可以说，陈寿的杰出成就，与巴蜀特有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就同时代而言，除师友外，当时乡贤的活动与成就对陈寿产生了不少影响。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等，都是博学洽闻，留心乡土文献和人物的学者，他们曾撰著《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巴蜀耆旧传》仍有不足之外，不足以“经远”，于是撰著《益部耆旧传》十篇，除巴、蜀之外，兼包汉中。

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之前，魏、吴均有官修史书，而蜀国史实却难于考成，故三国中，《蜀志》记载最略。陈寿于《蜀后主传评》指出：“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于《蜀志》六次称“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对蜀国历史的记载，陈寿无疑进行了多方搜求，亲自查访，乡贤前辈的现有著述及回忆则为之提供了方便。比如杨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北）人，于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陈寿大胆采摘，“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

若前延广揽，对陈寿著述学问产生影响的，可以枚举的还不在少数。常璩撰著《华阳国志》曾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其次圣称贤，仁人志士，言为世范，行为表则者，名挂史录。而陈君承祚别为《耆旧传》，始汉及魏，焕乎可观。”从常璩之语可知，陈寿所作《益部耆旧传》所载人物始汉及魏。这就要求他广泛参考前贤之作，收罗相关资料，无疑前辈乡贤的著作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地方的贤达之士也撰有相关的史书，陈寿也多少参考过，并受到过一定的影响，但家乡史学风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无疑是陈寿写作的一大动因。这是其他地方士人的著述所无法比拟的。陈寿学术成就正是在乡贤著述的基础上取得的。

三、小结

陈寿生活在学术变迁、政局变动的世乱之期，其学术师承渊源也呈现出时代风貌。在汉武帝兴办学校之前，中国学术文化有“以吏为师”及“师学”等途径传播，主要由老师授业，口耳相传。在两汉尤其是西汉时，学术主要以官方博士传授，以太学及郡县学为主中心传播。自东汉末清议盛行，世家大族突现，曹魏以九品中正制取士，士族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魏晋南北朝后，群雄割据，战乱不断，学术便转入到以家族为中心，父子相传。陈寅恪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陈寅恪又说：“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陈寿从蜀地大儒、家族庞杂显明的谯周一族传学，又近及秦宓，远绍任安、杨厚，在学术上呈现家族与地域相结合的鲜明特色。陈寿所受乡贤、同僚等的影响及入成都太学求学同样带有此种内涵，且不乏官学的成份。综合考察陈寿的师承渊源对我们深入研究《三国志》，认识当时的学术风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附：

作者简介：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

文//来自于《史学史研究》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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