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晰纲：诸葛亮“奇谋为短”辨证——兼论武侯形象的演变（二）

三、“奇谋为短”与陈寿被诬

虽然陈寿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客观中允，但陈寿却为此被诬为“曲笔”“阿晋”“泄私愤”。

从已知文献看，最早指斥陈寿的是晋代史学家王隐。《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曰：“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王隐，东晋初年人，其父王铨曾私撰西晋史事及功臣行状，未成而逝。王隐继承父志，立意著述，东晋初被授著作郎，撰晋史，后遭谤免官，在家私修晋史，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撰成《晋史》。唐房玄龄重修《晋书》时，“以臧荣绪为本，捃摭诸家”，很可能参考采用了王隐的《晋史》，王隐所撰《晋史》中陈寿挟私谤亮的记载出现在唐修《晋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晋书·陈寿传》：“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对这段资料，不能简单信以为真，应进行综合考虑，慎重考辨。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很明显，二丁因佐助曹植故，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将二丁及其家中男口一并诛杀。既然二丁之子已被诛杀，怎么会有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之事呢?至于陈寿父为马谡参军也经不起推敲，街亭之战时，诸葛亮以马谡为参军。马谡才官至参军，陈寿父怎么会成为马谡的参军呢?其实，这段关于陈寿因索米不得和子报父仇而曲笔的文字根本经不起推敲。房玄龄加“或云”二字，表明他对此事并不确信，只是持怀疑态度。

王隐还撰有《蜀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在杂史类均著为《删补蜀记》，共七卷，可能是原有《蜀记》，王隐加以删补，也可能是后人删补王隐的《蜀记》。《三国志·魏书·庞德传》裴注说：“王隐《蜀记》曰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德尸丧还葬邺，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死于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则其尸丧不应在蜀。此王隐之虚说也。”所谓“诸葛亮隐没五事”也出自王隐的《蜀记》，由此看来，王隐的著述态度并不十分严谨。所以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说：“（王）隐虽好述作，而辞拙才钝，其书编次有序者，皆铨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两晋南朝人撰晋史二十余部，刘知幾在对众多《晋史》进行评价时又说：“王（隐）、檀（道鸾）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由此观之，对王隐所记之事的引用，当慎之又慎。

陈寿针对“蜀不置史”曾批评诸葛亮“犹未周焉”，称“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未周焉”。对于蜀是否置史，北宋诗人唐庚在《三国杂事》中说：“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显然，唐庚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朱熹虽承认孔明治蜀不立史官，但认为事有缓急，不暇于此。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陈寿险甚，而为《蜀志》，故甚略。孔明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及此。”明人朱明镐在《史纠》中说：“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见，则蜀汉未尝无史官也。借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后事，诸葛捐馆舍已久，史官之设当属蒋、费、董、郭诸人，则列传何故无明文乎?蒋、费、董、郭在朝，恪遵诸葛遗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阳之于酂侯，未必有所改张增立也。且诸葛于章武之世，庶事草创；建兴之时，规条粗立；左史、右史，国之大典，必不空废厥曹，遗讥后人者矣。”无论蜀国是否置史官，都不能以此作为陈寿在诸葛亮问题上曲笔的依据。

人们把“奇谋为短”与陈寿曲笔相联系，与陈寿对章武三年五月改元“建兴”一事的议论也许有关。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病故，五月刘禅即位改元为建兴。按照古制，新君应逾年改元。陈寿对此事评论说：“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因诸葛亮为刘备托孤之臣，人们把这理解为陈寿对诸葛亮的指斥，诚如唐庚所言：“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陈寿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对新君即位不逾年而改元进行批评并无不妥，只是随着诸葛亮儒者形象的形成，才有一些儒者认为这是陈寿“短孔明”。既然陈寿“短孔明”，将此与“奇谋为短”相联系，就逐渐形成了陈寿对诸葛亮的“曲笔”，陈寿被诬也就在所难免。

宋以后乃至元明，诸葛亮的形象日臻完美，不容许对诸葛亮有任何的短讥，人们对陈寿言亮“奇谋为短”及“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原因也多了许多附会。元末明初人刘绩曰：“晋陈寿为武侯佐，尝被挞百下，后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又尝觅百斛米于丁仪之子，不与，竟不为乃翁立传，若此类甚多。”诸葛亮去世时，陈寿才二岁，陈寿为亮佐显系对《魏书·毛修之传》的误传。《魏书·毛修之传》云：“（修之）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说：“先主以汉室之裔，关、张为将，孔明为谋，翼权破操，因败为功，曹仁不能保有荆州，孰者非孔明策也?草庐一语，天下三分，跨有荆、益，若把握掌中。而寿贬之曰：‘用兵非其所长。’又何心也?夫寿，式之孙也。箕谷之役，式为魏延裨将，延以不用子午之谋，谤语腾沸，而式助其猖狂，卒至丧师，兵败城陷，孔明深自贬削，及罪延，而延嫁祸于式，式以此就诛。则诛式者延也，非孔明也。况师亡将死，理势固然。寿以私怨，故流文飞词哉。是寿之诋孔明，报箕谷也，非俟后世也。”又曰：“孔明与神圣比洁，而区区用兵，岂藉以见长?而寿乃以此短也，欲为王父吐气，而不顾公非。执以绳寿，寿将何辞?”关于陈式被魏延所杀，未知所据。正是人们处于对英雄的崇拜而讳言英雄之短，才使陈寿背上了“曲笔”之名。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给了陈寿一个公道，曰：“《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赵翼的这个分析，不无道理。

四、“奇谋为短”意蕴的变异与诸葛亮形象的嬗变

对于“奇谋为短”的认知，宋人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宋代随着儒学复兴，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把诈谋奇计看作是与“义兵”相对立的东西。最典型的当属洪迈，他说：“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针对诸葛亮屯兵五丈原，宋人胡寅说：“孔明此举，盖不复为退计矣。亲统大众，入他人境，久驻而魏师不敢攻，杂耕而居民无所苦，三代之兵若时雨，孔明庶几矣。或讥其短于将略，不亦过乎?”胡寅在评论诸葛亮不采用魏延之计时议论说：“兵行诡道，求胜而已。延之计可用甚明，而孔明不从。或谓孔明长于治国而短于将略，或谓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无孔明对。使天而昌汉，则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叡而馘懿矣。魏延行险以侥幸者也，孔明节制之师，其止如山，其进退如风，何以侥幸为?以此一事观之，使孔明从汉高入关，则与秦将联合，啗以利，因其懈怠而击之之事，必不为矣，此可为明道正义者言之，非急于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在这里，把诸葛亮不用奇兵，理解为是义兵，非急功小利，是堂堂正正的仁义之师。

南宋人李季可对“奇谋为短”评论说：“因论诸葛孔明，或曰……孔明之过失尚多，用兵不能奇，何也?曰：自尧、舜皆有谬误，若孔明之失，贤圣所有也。兵法曰：敌则能战之。司马仲达亦人杰也，以七八倍之众自守而不敢出，蜀军于其胸怀间安堵自若，而天下之势已见矣。则魏延请兵之奇不可必也，不足道也。及其卒，仲达按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彼其心降，固可知矣。”陈亮曰：“故夫谲诈者，司马仲达之所长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则是以智攻智，以勇击勇，而胜负之数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义而击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达以奸，孔明以忠；仲达以私，孔明以公；仲达以残，孔明以仁；仲达以诈，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达之气已沮矣。”又曰：“论者以孔明‘制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知者亦止以为知其短而不用，吾独谓其能为而能不为，将以乖仲达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尝论孔明而无死，则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理学家朱熹也认为：“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

在宋代理学家们的推动下，诸葛亮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完美的化身。宋人戴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钱时曰：“三代而下，识见超卓忠贯天地如诸葛孔明者盖寡，敢轻訾之哉!”

随着诸葛亮的形象日渐完美，“奇谋为短”的诸葛亮，在世人眼中成为“奇谋为长”了。宋人范荪曰：“武侯节制之师，使为奇而将出于左右者，常匿于后以固其军。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无出，出将不可御，此司马仲达之所避而终身不敢与战也，然武侯之法密矣。”尹起莘曰：“司马懿用兵如神，算无遗策，未易敌也。然每与丞相亮交锋，动辄败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讥，而陈寿乃以‘将略非亮所长’贬之，今观《纲目》书此，不曰‘亮败魏军’，而曰‘亮败司马懿’者，见其所对者勍敌而非脆敌，亮能胜之，则其将略果有大过人者。然则寿之妄肆讥评，其说不攻自破矣。”

至明清时期，诸葛亮的形象再次提升。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说：“武侯者，无论其人物、品流，轶汉唐而班三代，其人才亦绝出于三代之下而不可载睹者也。”在这种语境下，诸葛亮何以“奇谋为短”，简直是“奇谋为长”。为了对诸葛亮“奇谋为短”进行反驳，甚至挖空心思证明诸葛亮善于奇正之道。于谦在《八阵论》中更是称诸葛亮奇正兼备，曰：“诸葛武侯八阵，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正为敌则奇为应，奇为敌则正为应。奇旋左，正旋右，正旋左，奇旋右。奇正相生，所以取胜也。有正无奇，难制胜，有奇无正，亦难制胜。”对于世传有关诸葛亮的荒诞之事也进行辩解，唯恐有损害诸葛亮的形象。比如赤壁祭风，并非出自史书，而是出自文学作品，明人也要予以辨明。沈长卿云：“精诚之极，天不自用而为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说者谓武侯晓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以决胜，有之乎?然或不专恃乎此。”在明代平话中，诸葛亮更是变成了能呼风唤雨、超凡脱俗的神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妖”，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清人王萦绪更是郑重其事地辩解说：“赤壁祭风事似妄诞不经……窃尝思之，固实理也。风雨皆天地阴阳之气，风犹雨也。雨可祷，风独不可祭乎?天人相与之际亦微矣。侯讨贼之心贯日月而动鬼神，建坛壝致斋戒以祭之，天地当无不立应者。与周公《金縢》之事相似，固实理也，何妄诞之有?俗儒下士或以道家披发仗剑、踏罡步斗之说拟之，则真妄诞矣。”

至清代，诸葛亮俨然周公，李光地曰：“三代后，武侯是个小周公，朱子是个小孔子，具体而微。武侯才大气宏，通身绝无火气。虽以伊川之刻覈，每与周公同举，亦尊之至矣。”又曰：“近世，惟朱子八面打开，光明洞达，无一点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宽明，是为情面即直说，无复遮护。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即不用奇谋，何况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遗。孙、吴一片诡诈，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迂阔，口中亦不说不用奇谋，只似引绳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寻武侯一点黑暗处亦没有。”

诸葛亮被推到完人的地位，就不允许有不完美的地方。对于诸葛亮不听魏延之计出褒中攻取长安，论者多有感叹。清人王萦绪为之辩解说：“武侯初伐曹魏，魏延直出褒中以取长安之计不用，纸上谈兵者几以为千古恨事。然劳师袭远，兵家所忌，且曹魏人才以之敌武侯而不足，以之敌诸将而有余。……侯《出师表》以‘谨慎’自评，断不可为此行险侥倖之举。且仁义之征、节制之师，堂堂正正出之，胜敌自可操券，又何必为此行险侥倖之举哉?至初有马谡之败绩，再有李平之请还，至屯田不返，则终有将星之自陨，是皆天也，非谋之不臧也。”

明清诸葛亮形象的提升，还表现在诸葛亮的形象不再仅仅表现为军事家、谋略家，而是俨然以儒者的形象出现，成为儒家圣贤。其实，在明以前，诸葛亮的定位基本是申、韩之士，与儒家并不相干。朱熹认为：“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如授后主以《六韬》等书与用法严处可见。”钱时也认为孔明之学非古帝王之学，“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孔明躬耕南阳而乃以管、乐自比。殆见昭烈，又谓霸业可成，则其所学非古帝王之学明矣。”叶适也认为“诸葛亮治蜀。虽不能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在宋人看来，儒家之外的学说，“背于圣人之道，故名曰异端，而不可学也”。在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诸葛亮所学与儒家的理念相悖。他们认为真正的儒者，不用“奇谋”之类的诡诈。那么如何才能使诸葛亮符合儒家形象呢?于是“奇谋为短”又被拿来说事，反而成为诸葛亮的优点。“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为矣。……论者以孔明‘制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知者亦以止以为知其短而不用，吾独谓其能为而能不为。”认为诸葛亮“奇谋为短”，并非不能，而是智者不为。这种认识到明代进一步发酵，诸葛亮从申、韩之士完全变成了儒家圣贤。明人方孝孺称：“谓孔明非儒者，不可也。……孔明之学，庶乎王道。”既然诸葛孔明被视为儒，岂是只知“奇正”的辅佐之材所能比?“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而陈寿之徒比之为萧何，岂不辱孔明哉。”不仅对陈寿说诸葛亮“奇谋为短”进行反驳，而且为陈寿把诸葛亮比作萧何而鸣不平。清人王萦绪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他在《武侯疑事论》中说：“孔门五尺童羞称五霸。武侯王佐才，史谓其‘自比管、乐’。末世小儒，即有以管、乐霸佐评之者。然考侯一生所言所行，曰‘诚’曰‘公’曰‘忠’曰‘信’曰‘谨慎’曰‘宁静’曰‘淡泊’。一切皆圣贤真派，无从杂霸之术，亦从无杂霸之心，岂屑与管乐为伍?然则果有是说，或谦辞也，即‘窃比老彭’之意也。抑或节取尊王复仇之志也，即‘如其仁，如其仁’之意也。”

诸葛亮成为完人，也就远离了人。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变化，固然与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分不开，同时，也有人们对“奇谋为短”的反动，为英雄讳短而状其智，使“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并从申、韩之士，变成了儒家圣贤。

作者简介：仝晰纲，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文//来自于《文史哲》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