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曾国藩外交观的转变：洋人不是蛮夷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

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对倭冦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搬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曾国藩仍然认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

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而这一次，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如同以卵击石，败得一塌胡涂。“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铜墙一般，马步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对面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遇事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其次，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

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而是有明确的意涵。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人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

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忽其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