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土改”：“‘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的”！

台湾的土地改革不仅调整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关系，对日后台湾的政局走向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国民党当局的土地改革政策直接导致了台湾地主的离心。台湾左翼社会活动家陈明忠先生就指出，“‘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的”，当代的“台独”行动几乎都能追溯到土地改革时期。

当今“台独”分子叫嚣“二二八”事件促成了“台独”思潮并非历史事实，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岛内年轻人的政治诉求都在向左翼思潮倾斜，而国民党当局以“台独”罪名抓捕政治犯人则在1960年代开始涌现。可见“二二八”事件与当今的“台独”势力并无关联，二者之间存在时间上的间隔，而这段间隔正与台湾土地改革的历程相合。

这幅反应二二八事件的《恐怖的检查》被民进党大肆宣传，但其作者其实是重庆籍共产党人黄荣灿，和台独没有任何关系。

原来，台湾地主对土地改革的举措十分不满，因为国民党当局美其名曰赎买土地，但犹如《卖炭翁》中的黄衣使者白衫儿那样，其支付的价格根本抵不上实际的土地价值。台湾的土地改革，即使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支持，也绝不像国民党当局退休官员自夸的那样，靠着主政者的个人魅力贯彻，并自始至终得到了全民的拥护。国民党当局在土地改革中赎买地主土地的价钱，较之实际地价有很大差距。台湾处于热带，雨水丰沛，日照充足，稻米除一年两熟之外，中间还可以抢种一期杂粮。然而这部分杂粮的收益未被计算进土地收益中去。

尤为伤害地主利益的是，国民党当局规定，地价等于两年产量的粮食价格，而这个粮食价格取的是战争末期的标准，导致赎买土地的价格极低，同时赎买土地不用现金支付，而用股票与债券相抵押。更何况用于补偿地主的股票原本只值一两元不足，国民党当局有意将其高估为十元，由此一来，等于台湾地主的土地价值被低估了十余倍，地主眼看着自己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被划走，手中只落得大大小小的股票，这在习惯了春种秋收的地主眼中不啻于良田变成了纸。陈明忠先生作为地主的孩子，十分了解台湾地主阶级对土地改革的态度，那就是：国民党在大陆不搞“耕者有其田”，来到台湾之后对台湾人下手，慷他人之慨，这是“外省人”欺负台湾人！

在当时，台湾地主阶级在白色恐怖的肃杀氛围下，不敢言而敢怒，然而地主们愤怒的情绪正在发酵。综观今天台湾岛内的局势，有不少分析家都爱用“北南蓝绿”一词概括，即台湾岛北部倾向国民党，而南部是民进党的票仓。但实际上，几乎处于台湾到最北部的宜兰县是民进党的重镇，而处在台湾岛东南部的台东地区却是国民党的票仓。其实各位可打开台湾地形图一览就能发现，除了国民党传统重镇台北之外，台湾的主要平原地区几乎都是民进党的地盘，原因就在于这些平原地区正是大地主云集的传统农业区，如嘉义、台南以及北部的宜兰。

北部长期有一块民进党的地盘，就是农业区宜兰。可以说，只要是农业区，往往都对国民党不满。

这些大地主云集的地区因土地改革丧失了田产，原本就对国民党当局不满，同时，因为地主的家世优渥，家中的社会关系与教育传统都是刚刚分到土地的普通农民所不能相比的，故当地的高中以上学校里还是这些地主的子弟占多数。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国民党当局为支付地价发到地主们手中的股票突然大幅增值，但地主们仍然对国民党拿走自家土地的行为耿耿于怀。许多地主子弟在日后留美、留日的过程中转向了“台独”，而在当地的任职的社会中坚又往往是这些地主子弟的校友故旧。如此，台湾平原农业区的反国民党乃至“台独”的势力野蛮生长起来。

林献堂

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例子莫过于台中的大地主林献堂。其出身的台中望族雾峰林家是台湾有名的望族，林献堂在日据时期坚持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并组织发起了台湾文化协会，与日本的殖民政策进行斗争。1936年，林献堂率考察团来到上海，在致辞中，林献堂热情洋溢地讲道：“我们来到上海，就是回到祖国！”以至于返台后被在台的日本流氓当街掌掴羞辱。然而林献堂在台湾光复后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陈明忠先生评价道，“这么坚定的爱国者，一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土地改革开始后，林献堂选择了去日本定居，并曾资助过“台独”分子。可见国民党当局的土地改革促成了台湾农业的进步不假，但并非他们自己吹嘘的那般温情脉脉和无可挑剔，他们的手段并不温和，改革的结局也并不圆满。这场土地改革造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优化与农业经济的腾飞，却导致了台湾地主群体的离心倾向潜滋暗长，并最终孕育出了“台独”这颗毒瘤，这一切都是当年主导改革的那批忠心耿耿的国民党技术官员所始料未及也不愿承认的。

参考文献

[美]江南：《蒋经国传》

黄俊杰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

李娜、吕正惠记录：《无悔——陈明忠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