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

虽然收入不菲，但鲁迅的生活也有非常节俭的一面。苏雪林论及鲁迅时说“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

确实，节俭是鲁迅的本色。艰难的早年生活让鲁迅形成了吃苦的生活习惯。

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20岁左右的他“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至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因为经常营养不良，影响发育，导致鲁迅体型瘦小，落下了胃病的顽疾。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员时，月薪30块银圆，收入并不低。但他生活很节省。朋友们回忆，一年之中他有半年是穿一件廉价的洋官纱长衫，吸的是廉价的“强盗牌”的劣质香烟。在北京为官时，虽然收入更高，但是在寒冷的北方严冬中，鲁迅仍然不穿棉裤。鲁迅曾对朋友说：“我岂但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在上海时期，虽然收入很高，但鲁迅还是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自己旧的生活习惯。他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平日总是穿普通布制长衫、棉袍，脚踏老式中国布鞋。平日自己一个人外出，经常搭公交或步行，不常叫车。至于吃则更不讲究，虽然喜欢吃点“老酒”，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虽然烟瘾很大，却长年吸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

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家中任何杂物，包括一张包装纸，一小截绳子，都不会轻易丢掉，都要物尽其用。萧红回忆说：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在金钱上，鲁迅先生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旨，总是处理得清清爽爽，从不含糊。鲁迅与日本人须藤先生关系极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却记有这样一则：“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

以鲁迅与须藤关系之好，他居然还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