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的判断和评价,一直歧义纷呈。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罪魁祸首,有人说他是内圣外王的绝顶圣人,更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一切为了升官的官僚。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学者吴方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许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好友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本文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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