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茅盾秦德君共绘彩《虹》

（一）1928年7月陈望道介绍茅盾与秦德君相识

1928年7月初的一天，上海黄埔口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一艘日本小商轮汽笛长鸣，就要启旋开航了。这时，一辆出租汽车驶到码头边，从车上走下两位年轻的旅客：一位男的，约三十一二岁，身材瘦小，身穿灰色西装，脚穿着擦得亮堂堂的黄皮鞋，一副书生模样；另一位女的，只有二十二、三岁，面目清秀。他们登上了日本小商轮，东渡扶桑……

那位男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北部桐乡人，1896年7月4日生。他在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馆，任编辑，兼从事文学创作。1916年春节，茅盾21虚岁那年，从上海回到故乡，由母亲作主，与定下亲的同乡女子孔德沚结婚，生有子女。1920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全面革新内容；1921年1月，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茅盾成为“五四”时期一位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在这期间，结识了郑振铎、叶圣陶等许多文学界同人，还结交了爱好文学的张闻天。

茅盾与张闻天、沈泽民（从左至右） 

在这同时，茅盾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在1921年底就加入了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也跟着他加入了中共。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陈望道、张闻天等都是茅盾的同志与朋友。瞿秋白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传播马列主义。茅盾、沈泽民先后在该校任教。1925年11月，沈泽民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张琴秋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张琴秋也是桐乡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小学同学。此后，沈雁冰孔德沚夫妇、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与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比邻而居。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也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她先后介绍张琴秋、孔德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茅盾夫妇、沈泽民夫妇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共革命家庭。1925年，茅盾被选为出席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26年，他留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是汪精卫，但汪仅是挂名，由毛泽东任代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茅盾则为毛的副手。1926年底，茅盾随北伐军，来到刚被北伐军攻克的武汉，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笔。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革命失败。茅盾从武汉避居庐山；1927年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后，他与中共脱离了关系，逃回上海，遭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匿居多日。在这期间，他于1927年9月写成小说《幻灭》；1928年1月到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成为三部曲，即互有关联的三个中篇小说，第一次以“茅盾”为笔名，在上海的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创作，但却引起当时上海文坛上左翼作家的一片批判之声。他很闷气，遂在1928年夏，在好友陈望道的帮助下，准备离沪出国，到日本流亡一段时间。茅盾当时32岁。 

茅盾早年 

正当茅盾为东渡日本寻找旅伴时，陈望道向他介绍了一位年轻姑娘同去日本。 此人名叫秦德君，四川忠县人，彝族，是抗清名将秦良玉之后，1905年生于一个进士之家，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新女性。1920年，她15岁，在成都读书时，因提倡女子剪发与男女平等，被学校开除。来到重庆，在吴玉章的帮助下，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住在《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为了去俄国学习，陈愚生准备带她去北京寻求李大钊的帮助。在临行前的晚上，吴玉章、叶秉成（川东道尹）给陈愚生与她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将秦德君带回住处，为此她怀有了身孕。在当时的情况下，秦德君不得已与穆同居，开始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后来，她在吴玉章、陈愚生等的资助下，走出四川，先后到武汉、北京等地，结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她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工作，担任该校工作部部长。平民女子学校校长陈望道，是中共建党时的元老之一，曾最早将《共产党宣言》翻译介绍到中国，但他不久就脱离中共组织，专心致力于办教育。秦德君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22年，她在邓中夏帮助下，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1923年，她又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共，当上了沪宁一带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通信员。1925年，她20岁，奉命到西安女子模范学校任教，并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26年，她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公开身份是女子模范学校校长。1927年春，她加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任特别党部常委与女子宣传队队长，随军北伐。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共遭到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秦德君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上海，住到当年平民女子学校校长陈望道的家中，更名徐舫。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就要她先去日本，找他的妻子吴庶五，再设法找中共党组织，去苏联。 陈望道介绍茅盾与秦德君相识，请茅盾照应秦德君去日本的生活。

这样，茅盾与秦德君就成了同去日本的旅伴。 秦德君委托茅盾代购去日本的船票，茅盾接过钱，放在鼻子上嗅嗅，笑眯眯说道：好香。 

（二）茅盾、秦德君在日本两年同居与写作

1928年7月，茅盾与秦德君一同前往日本，在海上航行了约两日夜时间。他们谈时事，谈文学，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脱离中共党组织，流亡海外，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与思想，又都爱好文学，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而谈得很融洽，感情迅速升温。轮船到达日本神户，他们上岸。日本宪兵照例要检查。茅盾与秦德君站得很近，行李也靠着。日本宪兵误以为他们是夫妇，指着秦德君问茅盾：“她是你的夫人吗？”茅盾随口用英语回答：“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秦德君也没有申辩。到日本后，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茅盾总是殷勤地对秦德君迎送，来往日益密切，并亲切地称秦是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不久，他们就相爱，到日本京都（西京），货屋同居了。

茅盾比秦德君年长约10岁。他们在日本一同生活了近两年。

开始，茅盾刚到日本，因其“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被批，情绪很低落，秦德君极力安慰他、鼓励他。茅盾渐渐走出低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寄回国内，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秦德君则帮他抄写稿件，并常帮他出些主意。例如她建议茅盾把他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一，叫做《蚀》，“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岂能说不是现实主义？茅盾十分欣赏秦德君的这个建议，后来也就用了这个名称。

1929年秦在京都赏樱花，茅盾摄。

这时茅盾因“幻灭、动摇、追求”受到批判，下决心要再写一部有份量的小说出来，扭转舆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素材，无从动笔。茅盾说，他家乡的事，他都写光了，在创作方面，他已是倾家荡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北欧命运女神”——秦德君。他对秦德君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缠住秦讲述往事，准备从中挖掘可以创作素材的东西。秦德君在讲述自己经历时，还向茅盾提供了她的战友、四川著名的年轻女志士胡兰畦更富传奇色彩的艰苦奋斗、曲折动人的经历。 胡兰畦是四川成都人，1901年生。其父是哥老会中一个有名的大爷，曾为与满人械斗坐牢；其兄是同盟会会员。胡兰畦本人在20岁时，由父母作主，嫁给一个暴富的商人杨固之。因双方没有感情，胡兰畦鄙视杨的庸俗势利及有外遇，遂勇敢地离家出走，与丈夫决裂，独自走上社会谋生自立。这在当时是件惊世骇俗的事情。胡兰畦性格刚强，不向旧势力与旧习俗低头，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反抗。她出走后，先后到重庆、忠州、泸州等地任小学教师，并结识了著名的川军师长杨森（字子惠）等人，发动妇女剪发，提倡男女平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兰畦长相出众，善于交际，活动力强，胸有成竹地周旋于社会各界，识破并拒绝了杨森等人的不良用心。后来她走出长江三峡，走向广大人生，在大革命时，参加了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大革命失败后，远走苏联与德国……

秦德君叙述了这些经历与人物、故事，激起了茅盾的强烈创作欲望。他对秦德君赞叹道：“这都是些极好的小说材料！你呀，好比手里捧着一大把铜钱，只要用一根线穿起来，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茅盾开始寻找这根钱，构思主题与人物、情节。显然，这样一个题材与主题，是很符合当时茅盾文学创作上的兴趣与需求的：一个女青年从反抗旧式婚姻、追求人身自由解放，到走出四川，走向向往的生活，参加革命，借着这个人物命运的线索，可以反映广宽而又复杂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这样一部小说的发表定然可以挽回“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的影响。

于是，在构思成熟后，茅盾从1929年4月开始，投入这部小说的写作。这是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胡兰畦为模特儿，塑造了小说的女主人公“梅行素女士”；在构思上，以川江航船为开端，然后回叙了梅女士的曲折经历：从迫婚到逃婚，从任小学教师到追求自由、参加革命，前七章的背景在四川，第八章以后背景转移到上海，广阔地展示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5年“五州”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各种新旧人物、新旧思想的斗争与革命者的生活、感情等。除主人公梅女士外，小说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惠师长”，那是以杨森（杨子惠）为模特儿塑造与描绘的。当然因为是小说，其中的人物与情节、细节都不可避免地有许多虚构成份，必然要溶进一些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想象、夸张等，才能塑造典型形象。 茅盾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秦德君的全力协助。秦德君不仅提供素材，而且茅盾在构思时，总是先讲给秦德君听，直到成熟了才动笔，秦德君帮助抄写，还间或提些修改意见。小说的命名《虹》，也是秦德君提出来的。秦说：虹，是在某种气象变幻之中而形成。它有妖气，有魔力，且美丽。在她以前与胡兰畦的密切接触中，就有深刻的体会。四川的气象，最容易出现彩色缤纷的虹，它对于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迷惘。茅盾高兴地接受了秦德君的建议，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的阿姐好！”

茅盾写这部小说，从1929年4月到8月。他将这部小说写成部分，一段、一段地寄往上海，在郑振铎、叶圣陶主持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他原计划要写到大革命，但在1929年8月，茅盾一度中止了该小说的写作，这是因秦德君怀上孕，回上海，在《小说月报》叶圣陶处，预支了一笔稿费，做人工流产，由日籍医生“板板”实施手术。这在当时被视为相当危险的手术。一个月后，1929年9月，秦德君回到日本。茅盾当时很感动，向秦表示，坚决与原配夫人离婚，与其长相厮守。 茅盾觉得秦德君也有文学天赋，便鼓励她搞创作。经茅盾推荐，秦德君的作品连续在上海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发表，其笔名是秦觉、辛夷等。 茅盾与秦德君同居的消息传到上海，茅盾原配夫人孔德沚起先不相信，后经证实，便大哭一场。婆婆劝她：“茅盾会回心转意的。” 

（三）1930年8月茅盾、秦德君劳燕分飞

1929年底，日本“大检举”运动开始，日本政府加紧迫害进步势力；再加上这时日本通货膨胀，生活老大部易，许多流亡到日本的茅盾友人都回国了。茅盾起先不愿回国，他害怕面对母亲，面对原配夫人孔德沚。但后来迫于形势，他与秦德君还是于1930年4月初回到上海。

寄茅盾与秦德君回上海后，寄居在茅盾好友杨贤江的家中，“两张三屉旧条桌，两把木板桌子，一张摇摇晃晃的双人床”，是他们当时家庭生活的写照。他们继续共同生活了四个多月时间，并向朋友们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茅盾带着秦德君去景云里看望了鲁迅先生夫妇。经鲁迅介绍，茅盾、秦德君一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茅盾又带着秦德君探访郑振铎先生，并与茅盾旧日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联欢。茅盾还带着秦德君看望了自己的母亲。看来，茅盾已决心与前妻孔德沚正式离婚了。当时的上海滩，不乏其例。茅盾的好友、茅盾刚带着秦德君去看望过的作家鲁迅，就是在数年前，在1926年，离开了北京，也离开了原配妻子朱安，南下广州、厦门，在1927年到达上海，与他的学生许广平公开同居。当然，鲁迅与茅盾有所不同：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从未真正做过夫妻，而茅盾则与原配妻子孔德沚生过子女数人。

在这期间，秦德君又一次怀孕。

就在这时，茅盾的妻子孔德沚找上门来，又哭又闹；而茅盾的母亲坚決支持孔德沚，支持由她包办的这桩婚姻。34岁的茅盾内心陷入巨大的痛苦。他幼年丧父，是毌亲守寡，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他一直非常孝顺母亲，这时，他不能违忤。25岁的秦德君发现茅盾身上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当着秦德君的面，他对妻子孔德沚不理不睬，背着她，又带着妻儿逛商店买东西。而这时，上海一些小报也出现一些讥讽、指责秦德君的文章。茅盾迫于压力，向秦道出实情，与秦商量解决办法。家庭纠纷，政治威胁，经济指据，舆论压力，秦德君觉得不能再勉强下去了。“我一个革命女子，何必受这份闲气呢?”秦德君提出了分手，茅盾却不肯，他向秦德君约定，暂时分手，由茅盾用四年时间，写稿赚到足够的钱，用于与原配孔德沚的离婚费用，然后与秦德君再续百年之好。当时，长篇小说《虹》还未写完，只是草草收场，主题未能充分展开。茅盾向秦德君约定，四年后，两人继续合写、共同完成《虹》的下半部。

茅盾跪在秦德君跟前的地板上，盟誓：“此生不爱第二人”。茅盾还拉着秦德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寸像片，各持一张，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或者说是四年后团圆的信物。然后，他们再次找到日籍医生“板板”，对秦德君实施了第二次人流手术。在秦德君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在上手术台前，茅盾搂着我的双肩，嘴里直喊：妹妹、妹妹，心疼得痛哭流涕，一连三天，寸步不离。”茅盾还要秦德君写一张简历字条，让他带走，称要为她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

茅盾与秦德君的分手照

当时，同在上海的左翼女作家丁玲知道这件事后，极力反对。但痴情的秦德君望着因家庭纠纷、经济指据、舆论压力而日益憔悴的茅盾，心软了，违心地答应了。 1930年8月，茅盾与秦德君分离。 但是，自此一别，两人劳燕分飞，再也未走到一起。而他们约定四年后继续合写、共同完成《虹》的下半部的愿望，再也未能实现。《虹》，永远成了一部未能完成的长篇小说！ 

（四）茅盾重又回到妻子孔德沚身边

茅盾重又回到妻子孔德沚身边，而且再也没有分开。

1946年茅盾与妻子孔德祉

但当时茅盾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恢复他的中共组织关系，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 此后，茅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孔德沚则全力料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茅盾先后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昙》《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名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9年以后，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来到北京。1949年7月，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不久，出任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茅盾、胡风、田汉、巴金、徐悲鸿等人。

1965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中共中央开始发动对“三十年代文艺”的批判，被波及的茅盾不再担任文化部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文坛旧友都蒙受浩劫，作为“脱党分子”的茅盾，虽也遭到一些大字报的攻击，但幸运地“受到保护”，未受多大的伤害。他闭门谢客，谨言慎行，小心翼翼，终于躲过那场灾难，可谓难得。1970年1月29日凌晨，茅盾夫人孔德祉因医治无效在医院逝世，自此两人结束了长达44年的婚姻生活。文革结束后，茅盾重返文坛，但毕竟垂垂老矣，于1981年3月27日去世，死而荣哀，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中国作家协会还特设茅盾文学奖，成为吸引作家追逐的对象。 

茅盾、郭沫若、齐白石（自右至左）

然而，茅盾在晚年写的关于他一生的传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却对在东京与秦德君同居两年的生活及共同创作《虹》一事，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不真实，也不道德的！ 秦德君则走过了更为艰辛、曲折的人生道路！ 

（五）秦德君走过了更为艰辛、曲折的人生道路

秦德君自1930年8月中旬与茅盾分手以后，一次回到杨贤江家中，发现她与茅盾共同生活过的房间，四壁萧条，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悲从中来。杨贤江沉默良久，才叹息着说：“北欧命运女神上当啦!”一瞬间，天旋地转，秦德君再也难以承受这份情感之重，万念俱灰，拧开水管，含泪一口气吞下200粒安眠药，那是茅盾忘记带走的。后被人发现，送往上海福民医院，七天之后，才被抢救过来……

秦德君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由其侄儿秦国士协助，回到离别十二年的故乡四川忠县老家休养，一住4年。她还牢记与茅盾的四年之约。茅盾开始在给她的信中，也信誓旦旦重申四年之约，给她些安慰；但在最后一封来信中，说他已搬家，却没告诉新地址。自此，他们失去了联系。

秦德君肝肠寸断，一怒之下烧掉了茅盾所有的来信，并把她与茅盾的合影也撕得粉碎。秦德君在家中，为嫂嫂不容，且当地有人传说，她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官府扬言要抓她，她便从家乡跑到重庆，依靠亲友过活。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仰慕其名，邀请秦德君担任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参议官。1934年秋，秦德君下嫁给刘湘的心腹王心卫，不久离异。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了全国抗战的大后方。秦德君任刘湘的“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议官，同时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她与郭春涛一起在重庆从事抗日民主工作，并结为夫妻。1945年，她加入“民盟”，任妇女运动委员与妇女文化公司总经理兼常务董事。在1946年到1949年，她奉民盟之命，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参与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在这期间，胡兰畦与她一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17日，秦德君被国民政府逮捕，并被法庭判处死刑，因上海迅速被解放军占领，而幸免遇难。第一个到上海监狱迎接秦德君出狱的，是胡兰畦。秦德君先任上海市妇联筹备委员，1949年8月，秦德君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中共新政协的筹备会议。1949年共和国建立以后，秦德君在教育部参事室工作。1954年，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她转到政协，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到了非人的虐待，被非法关押拷打，暴徒们残暴地将她从楼上推下，她的腿折断，成了残疾人。1967年10月，她被正式逮捕，关押进秦城监狱，囚禁了八年，直到1975年4月5日才出狱，与女儿、女婿同住。“文革”结束后，她又被召回政协工作。

在这漫长的数十年岁月里，秦德君与茅盾，在重庆，在北京，曾有过三次不期而遇。在短暂的尴尬后，茅盾低首不语，秦德君则侧目而过。

秦德君的女婿何维凌，与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还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文革中，两人同时遭难。“文革”后，有一次，何维凌无意中告诉邓朴方，她的岳母是秦德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与他们夫妻同住一起。邓朴方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点点头，说:：“秦德君？噢，我认识，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同在北京的秦德君没有去参加葬礼。

1985年4月，秦德君已是80高龄，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第一次披露了她与茅盾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文章发表后，尽管此时茅盾已去世四年，秦德君仍受到一些压力。只有当日同在日本，熟悉茅盾与秦德君这段生活的作家胡风，在其回忆录《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中，作过简略的描述。

1999年，秦德君的自传《火凤凰》出版。当有人问秦德君：“假如时光倒转，你还愿意和茅盾重新来过吗?”九十多岁的老人眼神立刻黯淡了，断然回答：“不愿意!”

秦德君的自传《火凤凰》 

不久，秦德君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