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成果|《儒藏·经部》“尚书”类25册出版

《儒藏》

《儒藏》是汇聚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是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术成就的集大成。精装本《儒藏》荟萃两千余年以来五千余种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精装650册。

《儒藏》将儒家经典文献、研究成果、理论阐发及历史资料择要汇聚于此，堪称儒学之宝藏！

《儒藏》按文献性质，分为“经部”“论部”“史部”三类。“史部”274册已全部出齐，自2016年起，“经部”各类陆续推出。

2016年5月，“诗经类”22册出版；2017年3月，“三礼类”62册出版；2017年3月，“孝经类” 5册出版；2017年8月，“春秋类”42册出版；2019年1月，“四书类”23册出版；近日，“尚书类”25册出版。

《尚书》亦称《书》《书经》，所记“长于政”,“记先王之事”，又以垂诫为宗旨，经孔子结集成编，成为经典。《儒藏》“尚书类”在全面调查研究历代《尚书》学文献的基础上，择优选萃，共收录代表性《尚书》学文献120余种，分装25册。先按主题分为传注、通论、考证、图谱、音释、专题、单篇七类，再依作者时代先后排列，以观《尚书》学之整体面貌。

《儒藏·经部·尚书类》

（全25册）

《儒藏·经部·尚书类》（25册全）

王小红、舒大刚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第1版

“尚书类”小序

《尚书》亦称《书》《书经》，其源盖已久矣。“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汉书·艺文志》），“君举必书”（《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中国“史官”文化，世称发达，自古留下许多历史文献，《尚书》即其中之一焉。《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亦见《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言）《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谓《书》“记先王之事”。盖《书》者，其亦古史所记帝王言行者欤？至其作用，《汉书·艺文志》谓为“慎言行，昭法式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亦谓：“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几，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二子之说，洵为的论。

《书》首尧、舜之《典》（史称“虞书”），迄于秦穆之《誓》，中有“夏书”“商书”“周书”，自四千年前二帝时代，至春秋初期之西秦历史，皆于其中得到关键性记录和概略性反映。是《尚书》者，其中国上古史之资料渊薮乎！至其体裁，则有典、谟、训、诰、誓、命，以及范、贡、歌、征之文，或典或雅，亦文亦史，而以周初诸诰为最繁富典要。盖《尚书》者，其亦中华文章之鼻祖而艺事之发轫者欤？

《书》之所记“长于政”，“记先王之事”，又以垂诫为宗旨，故很早即得以结集成编，以为教典。《王制》述周代教育制度，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冬夏教经《诗》《书》，春秋教经《礼》《乐》。”《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衰亦述时之良帅：“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知《书》乃西周、春秋造士之典。

及乎春秋时期，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尚书》由史料进而成为经典文化，由历史记事达于教化之升华。先秦诸子，固亦屡称引《尚书》之文，然于《尚书》文本未有论定。孔子既“博于《诗》《书》”（《墨子·公孟》），复“论次《诗》《书》”，既熟玩其文而精通其意，复传播其书而考论其典，史称“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尚书序》），是对《尚书》有史以来最系统之编选。孔子之于《尚书》文献，或“序”或“修”，或“编次”，或“传解”（详《史记·三代世表》《伯夷列传》《儒林列传》等篇），遂使“二帝三王之《书》”，事文俱备、义理足观，于是《尚书》之经典规模乃定。汉人一则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后汉书·徐防传》），再则曰“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盖有以矣！

儒家六经，《易》为义理之原，《书》则政事之纪，故被视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至谓“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及群籍”（《史通·断限第十二》）。《书》乃“治道之本”，历代君臣以《书》安邦，士民以《书》持身，学者更以《书》著书立说，故通过“口耳相传”以及竹、木、帛、石、纸等载体演绎《尚书》者，实繁其徒。由于《尚书》文献形成久远，世经三代，人更数圣，文字古奥，语义难晓，自昔韩愈有“诘屈聱牙”之叹，迄于近世，王国维亦有“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之慨。加之《尚书》经本有今文古文之分、家法师法之别，流传过程中又隐显不一，真伪杂呈，故历代解经释疑者不知凡几。《尚书》文献素称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在群经文献中无论文本之繁，还是数量之多，实与《易》学文献同居榜首。

如前所述，周秦时期，《书》与《诗》《礼》《乐》一直是“造士”的教典，“说《礼》《乐》，敦《诗》《书》”一直是考验将相良否的标准，尤其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以后，《尚书》便成为通过教育向人们提供治国理民的经验教训和文物典章的古老规范。即使是诸子争鸣的时代，引《书》、释《书》、用《书》、传《书》，成为当时风尚，渐成传统。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论语》《孝经》《孟子》《荀子》《公羊传》《榖梁传》《墨子》《管子》《庄子》《礼记》《孔丛子》《孔子家语》《韩非子》《尸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以及出土文献如《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以及清华简等，都有称引《尚书》之文。当然，先秦时期有引《书》尊《书》者，亦有抑《书》毁《书》者，两种思想交锋迭进，直至演为秦始皇之焚《书》禁《书》，造成《尚书》学的一度衰落。

汉兴，《尚书》学重获生机，先是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原来被禁的许多古书重现于世。以精通《尚书》为秦代博士的伏胜（即“伏生”），取出所藏壁中旧《书》，重加研讨，可惜已散佚数十篇，仅得二十九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伏生以此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汉文帝时，朝廷派太常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书》，晁错遂将伏传《尚书》带回朝，入藏于中秘。伏生亦因藏《书》传《书》被征入朝，开创汉《尚书》学之今文派。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设“五经博士”，《书》博士即伏生一脉，后来立于学官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皆伏生后学，直到东汉仍未改。

 在伏生今文《尚书》之外，西汉鲁恭王又于曲阜孔子家壁中发现“《古文尚书》”，书写文字系用战国古文，有别于汉之隶书。《史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儒林列传》），相较于伏生今文“多得十六篇”（《汉书·艺文志》）。此本因未能及时立于官学，致使其版本状况、文字内容、流传序列，皆不可得而详，因而造成汉代《尚书》“最纠纷难辨”的现象。古文《尚书》学由东汉杜林发扬光大，及至汉末，郑玄注《尚书》，今、古兼采，融合诸家，遂集汉代《尚书》学之大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尚书》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元发展模式。汉末魏初，《书》有贾逵、马融、郑玄、王肃四家，尤以郑学为盛，时人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旧唐书·元行冲传》引王粲语）。魏晋之时，王肃继起，亦杂采今、古，专与郑学抗礼，形成南北朝时期的郑学、王学之争。此外，玄学家对《尚书》的训说，使这一时期的《尚书》学打上玄学烙印，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采用佛家以义疏讲经这一形式写成的《尚书》义疏类著作频出，成为此时期《尚书》学文献的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尚书》学发展的转折点，是东晋梅赜奏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史称“孔《传》”）出现。梅献孔《传》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就其史料和思想内容而言，价值很大，故其一出便风靡一时，成为南朝《书》学主流，形成“北郑南孔”的《书》学格局。唐代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以“孔传《古文尚书》”取代“郑注今文《尚书》”，《书》学领域遂形成“孔传《尚书》”一枝独秀的局面，其他今文诸家反而逐渐消失。然而，“孔传《尚书》”传授渊源不清，各种史料记载矛盾重重，且缺乏重要环节，加上其内容、篇章等与传世《尚书》经文出入较大，故自宋以来历代学者渐生怀疑，朱熹开古文《尚书》辨伪之先河，宜略表出。到清人而考辨尤精。于是，在《尚书》学领域又产生出繁多的真伪考辨类文献。

 两宋时期，学术风气大变，学者摆脱章句、传注、训诂等传统的解经方式，而以义理解经和疑古辨伪为主。宋人有《尚书》学著作四百三十余部，十之七八为义理之作。其中，蔡沈承师旨所作《书集传》，以理释经，集宋代《尚书》学之大成。此外，宋人对《尚书》重新审视，辨析疑似，区别真伪，对孔《传》、《孔序》、百篇《小序》、今文《尚书》与孔《传》本《古文尚书》等皆提出疑问，对后世彻底解决《尚书》今古文及其真伪问题，做出重要奠基。同时，由于国家疆域长期受到侵扰的缘故，宋代学者研究《尚书》特别注重空间地理，故宋人对“惟言地理”的《禹贡》研究尤多，考辨、著论、绘图，不一而足，见于著录的宋人《禹贡》学著作逾二十部。同时，宋代《尚书》“集解”“集说”“集义”“集疏”“集注”“集传”“类编”等文献繁多，客观上起到保存古今《书》学成果之作用。

元、明两代，《尚书》学都奉行宋学，特别是将蔡沈《书集传》（史称“蔡《传》”）著为功令，定于一尊，成为学人研习的教科书，于是造成此时期《书》学著述大多在疏解蔡《传》“时义”（类今之应试参考书）上做文章。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等是元代疏解蔡沈《书集传》最成功者；明代的“时义”之作更繁富，而以《书经大全》最具代表性。另外，自宋代开启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孔传》的辨伪运动，到元明时期又有新发展，其中以吴澄《书纂言》、梅鷟《尚书谱》《尚书考异》成就最大。

清代《尚书》学家，明确提出“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的主张，一方面仍用“蔡《传》”以为“功令”之书，绍述蔡《传》者层出不穷；同时还继续进行宋代开始的疑辨《古文尚书孔传》运动，尤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最卓绝，终于判定晚出《古文尚书孔传》及多出二十五篇经文为伪书。另一方面，清人又致力于《尚书》学之复古，以为唐必胜于宋，汉必胜于唐，几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使东汉《古文尚书》学得以复兴。四库馆臣总结历代《尚书》研究之特色云：“《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古文之真伪。”（《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尚书类”小序）凡此诸端，在清代都得以总结性论定。清代共有约九百余部《书》学论著问世，在数量上、内容上、方法上都远超前代。

四库馆臣云：“《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尚书类”小序）但由于《尚书》篇章繁多，内容丰富，文辞古奥，今古异趋，真伪杂呈，纠葛纷繁，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产生出数量庞大的《尚书》学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自汉迄清，《尚书》学文献的总量仅专著就达二千二百五十余种，流传至今的约为七百二十种。这些文献，既是历代学者阐释古史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们探讨修身待物之道、治国安邦之术的重要作品。整理和研究《尚书》学文献，既是中国经学史、儒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历史上，不但有各种艺文志和目录书著录《尚书》学文献，而且有诸如北宋顾临《尚书集解》、南宋成申之《四百家尚书集解》、明代《书经大全》、清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尚书》学成果的纂辑和整理。此外，明清学人编类书、丛书，也大量收录《尚书》学文献，如《永乐大典》保存宋代《尚书》学文献十二种；《通志堂经解》收录二十一种；《四库全书》正目收录《尚书》学文献五十七种，又于《存目》介绍七十九种；《皇清经解》及续编收录三十种。近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的“尚书类”，又收录宋明稀见版本和清人重要著述九十种。

兹编《儒藏》“经部·尚书类”，在全面调查研究历代《尚书》学文献的基础上，择优选萃，共收录代表性《尚书》学文献一百二十余种，先按主题分为传注、通论、考证、图谱、音释、专题、单篇七类，再依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各书选录原因及优劣，俱见于提要，兹不赘焉。

王小红撰

文字摘自《儒藏·经部·尚书类》小序

“尚书类”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