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海瑞思想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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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全:海瑞思想的历史评价

本章前几部分,对海瑞的思想特点、作风及其为人的某些局限,都分别作了剖析。这里拟将海瑞与他同时代的张居正、何心隐和李贽的思想,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从而说明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进而对他的思想作出全面评价。

张居正与海瑞的思想异同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出生比海瑞晚11年,去世却早了7年,可以说两人生活在同时代,而且曾经同作一殿之臣,都是效忠于明朝皇室。但是两人在仕途上的遭遇却大不一样。张居正中举人、进士,入翰林班子,隆庆元年二月晋升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土,成为内阁大臣,时年43岁。海瑞中举人后由于春官不第,43岁时只在南平县当小小的教渝。后来入京当上个主事,又因骂皇帝入狱,隆庆元年十一月外放南京通政司任职。海瑞真正掌点实权的时间是在隆庆三、四年间当了九个月的应天巡抚,后罢官家居16年。而在此期间,张居正却在内阁斗争的漩涡中站稳脚跟,神宗即位后当了10年首辅,成为明代少有的当权宰相。他去世后海瑞才有机会重被召用,万历十三年再到南京,当时已73岁,不能有多少作为了。

张居正与海瑞,都是儒家中的经世致用派,同时又是儒法兼综式的人物。不过海瑞较多受到儒家心性之学的影响,居正则更倾向于功利主义。他入内阁后第二年,即在隆庆二年八月,给皇帝上了一篇《陈六事疏》。六事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是居正的施政方针。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要强化政纲法纪,办事讲求实效,増益国家财富,整顿武备边防。总的来说做到富国强兵。张居正所推行的施政方针,在当时曾经受到一般大臣的议论,认为这不符合王道政治。到万历七年他在给耿楚侗的封信中,就特意为之辩解,并提出了反批评。他说: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令十二牧曰:“食哉维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オ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辦,义理之问,在心在不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尤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

王霸之辨在宋代陈亮与朱熹曾经辨论过,居正基本上是同意陈亮一方。但他这里首先搬出大舜和周公、孔子,认为古代的圣人都是讲究富强之道,只是后世学术不明,才把空谈仁义的称为王道,而讲究富强的却贬之为霸术,这是不能同意的。他自认为秉政以来,亦并非不讲人德,但直接对人民有利的还是国家富强,而这方面还是做得不够。他对有些人谈到宋儒程朱的主张,就不客气地称之为“老儒臭腐之迂谈”,批评腐儒无用,海瑞虽没有指名,也发表过类似的论调。

至于张居正所以反对讲仁义的王道,因为这种高谈无实的话,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他曾明确指出:“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实干”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使用,而张居正与海瑞都是有名的实干政治家。但由于掌权的地位不同,所以取得的实效当然会有区別。居正按照他的施政方针“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到他执政后期,“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边境晏然”,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一定效果。

张居正是想挽救当时的封建统治危机,比较重视现实问题,所以容易接受先秦法家的历史进化观点。他承认“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而“西汉之治”,“实赖秦为之驱除”,即承认是汉承秦制。他对西汉后期贡禹、匡衡等人鼓吹的复古思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者也。”他还指出当时有些人总想搬出夏、商、周的一套来搞复古,斥之为“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是“必不可用。”

由于居正承认历史是进化的,所以他同意荀子的“法后王”观点。他认为“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时宜之”,则“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弗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故曰:法后王便也。”这里他提出行法治一定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如果与时代不合,虽然是“圣哲”人物的创造,也不能跟从。他还认为明朝兴起以后,也是“随时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ー”。“即如算商贾,置盐官,则桑孔之遗意也”;“保甲户马,经义取士,则安石之新法也。”据此他提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即认为法制不是一成不变,而要做一容易为人民所接受,适应时代的需要。如他推行的一条鞭法,是比较适应封建晚期经济发展的情况的,所以他说:“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他认为一条鞭法是否可行,不能拘于成例,看需要情况再作推广,海瑞在地方上也曾试行,可见两人是有相同的见解。

当时为要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张、海二人对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感到不安。海瑞当巡抚时由于勒令富豪退田而被攻击去位。张居正由于一度“独持国柄”,掌握朝政,所以对“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逃避赋税的,敢于“严行督责”,做到“赋以时输”,并使“豪民不能兼并”,即受到一些限制。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国藏日益充,而寒猾率怨居正”。他生前“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但死后却给皇帝加上“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罪名,被抄家和子弟并受到株连问罪。

从上面材料看来,张居正作为务实的政治家,其经世致用思想,与海瑞是有其相通之处。但是两个人的操守却大不相同。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直臣、清官,为政清廉大概是无可非议。张居正在当时虽称名相,也可以说是一代权臣,但贪恋势位,廉洁当然不能与海瑞相比,同时还有点言行不一之处。如他反对“徇情”以至用人唯亲等一套,主张“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他还反对那种“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只讲人情,不讲事实和道理,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张居正提出这些主张和议论,自己并未做到身体力行。如万历二年他儿子敬修会试落第,他便令停是科“馆选”,以示报复。这科考试由大学土吕调阳主持,试前海瑞曾写过一封《与吕调阳书》: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亮之。豫所吕老先生。海瑞□顿首,余慎。

这里太岳指张居正,豫所谓吕调阳。《年谱》将写信时间放在万历元年二月,称“吕调阳会试总裁,居正以子托之。当时物议(沸)腾,公上书直言其事,不激不随,词严义正,可以隐杜阴谋,寒权臣胆。”这封信由于击中时弊及当政者的痛处,因而招来张居正的忌恨。海瑞“因江陵(指张居正)当国,不再出仕”;“而江陵亦惮公刚直,不敢召用”。《明史》中亦说到:“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海)瑞”。“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从以上海、张两人的关系来看,海瑞为人始终是正直无私,居正则未免气度偏狭,而且有点言行不一。如说是反对用人徇私,而史称他“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也说到类似情况。

时江陵张居正当国,虽号厉精,然置其私人王篆、傅作舟等于南京,皆纳贿招权,曲庇不肖有司为奸利,吏治大窳。人之思公,如宋人思司马君实也。张以父忧起复,物议沸起。而吴之好事者,潜拟公疏効张,复拟旨下罢张,且刻布南中,则南人举手庆日,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秉石尔时亲闻见之。后事党,成大狱,士有枉死者。……盖当是时,天下知公而故以为正论必自公出,而公岂徒为是横议者哉!

这里将海、张作了对比。居正当国虽然也在厉精图治,但由于任用私人,免不了发生招权纳贿之事,加上父亲死后,他没有遵守儒家的礼制回老家守丧,给人以贪恋权位的感觉。于是有的好事者借用海瑞的名望,伪造奏疏和圣旨罢免居正。这件事本来与海瑞无关,但由此可见他的声誉在群众中的影响。

海、张两家的思想比较,从立德、立功、立言几方面来看,忠君报国、建功立业,两人都有相同的志向;著书立说,则多属经世致用之文,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而立德这个根本则截然相异,是海高于张的重要标志。

何心隐、李贽与海瑞的思想比较

海瑞像

何心隐(1517一1579)和李贽(1527-1602)也是海瑞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和海、张不同,是属于两种类型的人物。海、张虽带有儒法兼综的思想,毕竟是忠君的正统派;而李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在不同场合下为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但两人中特别是李贽,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思想家其地位是在海、张之上;而在经世致用方面则属等而下之了。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他早年曾应考科举,后跟随颜山农学习,便抛弃了读书做官的道路。颜山农名颜钧,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同时他为人任“游侠,好急人之难”,“颇欲自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可以算得是个儒侠兼综的人物。心隐在这方面颇得其师传,他曾在京师“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他们师徒这类思想作风,当然不符合儒家正统的论调,所以黄宗羲对此评议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已经不是封建名教所能控制的了。

何心隐的狂放思想,早年就得罪一些人。如“时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学显,心隐恃其知见辄狎侮之”。后他在京师,曾遇张居正于僧舍。心隐突出发问说:“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君正装作没有听到,却用眼睛看着他说:“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居正走后心隐就不安地说,此人“异日必当国,异日必杀我”。后来张居正执政时,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之”。陈瑞去职后终由继任的王之垣捕获。心隐就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后来死在狱中。

张居正为什么迫害何心隐?因为他在执掌国柄时,是不许人家说三道四的,这就是他提出的“省议论”主张,而讲学则成为大忌。沈德符曾经说到:在万历五、六年时,有个妖人曾光,“能为大言惑众”,“纠合倡乱”,受到封建政府的缉捕。而当时何心隐却“以讲学自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于是张居正就授意地方官注意他的动向。适逢曾光案发,地方官就加入他的名字,说是跟从曾光谋反,于是被“逮至,拷死”。心当时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实行钳制社会舆论,而心隐却“讥切时政”,当然被视为“异端”而遭受迫害。

心隐为学,主张“有是理则有是事”。他反对周敦颐所讲的“无欲”认为“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顾端文因此就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其实心隐是十分关心其族人的生活,这一点黄宗羲也是给予肯定;心隐“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由于当时“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以诮之”,得罪这个贪官,被“诬之当道,下狱中”。这次虽然被人营救,后来终于忤触了当道权相,湖广巡抚王之垣“希承意旨,罗织置之法,当时莫不称冤”。

何心隐与海瑞,没有看到他们直接交往。心隐死时海瑞正在海南家中,自是无缘相见。如从两人的思想比较,当然会有异端与正统的不同;但都想关心人民生活,看来亦有其类似之处。不过由于两人处境与地位不同,也不能硬性相比。

李贽(1527-1602)也是海瑞同时代人,年龄只差十多岁。他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之尤”,为封建统治者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和何心隐同样陷入悲剧的下场。

何心隐、李贽和海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怕死。但为什么不怕死,时人的评价如何?三人并不一样,是可供比较研究。

李贽写过一篇《何心隐论》,内容主要涉及何心隐之“死”。他说:“世之论心隐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满之者亦有三。”称赞心隐的三种人,第一种认为“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而直欲博一死在成名。”因为心隐懂得人总是会死的,“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哪一种才算是轰轰烈烈的呢?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宜公之不畏死也”。这是说他是为“成名”而不怕死。

第二种意见认为心隐要行孔子之道而“独为其难者”。为要行道而“绝陈畏匡”,连孔圣人也几乎陷入死亡,难道不能说“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者乎!”所以说“死得具死,公又何辞也?”“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谓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则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欤?”这是说,心隐之死,并非为着成名,而是像杀身成仁者那样,他是觉得死得其所而已。

第三种意见则指出:“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以其有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这是说,心隐并非为忠孝节义而死,可能死后会湮灭无闻。但是当他受迫害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由是当时出现一奇怪现象,“其含怒称怨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出现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匹夫无假”,而“谈道无真”。由于斯文中的无人,因此就说:“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这里是说,心隐之死虽然是“无名可名”,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他鸣不平,这样的死难道不是比泰山还重吗?

上面三种评论不尽相同,但对心隐的赴死精神都感到钦佩。特别是李贽对心隐被捕后的表现,他在《与焦漪园太史》的信中,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縷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若此人尚不足,天下古今更无有可足之人矣。

李贽对人是不轻易折服的,但对这位何心隐却有点五体投地。其实李贽本人也是具有这种倔强性格,如他在《与耿克念》信中说:

丈夫在世,当自尽理。……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从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

李贽与海瑞相比,其实他也是个清官。他当姚安知府时“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他在任上为官清廉,“俸禄之外,了无长物”。“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可见李贽这个清官,是深得群众拥戴的。我上面讲过,何良俊评价海瑞是“不怕死,不要钱”,“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这对李贽来说,应该也是合适的,至于有些风颠,比海瑞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李贽的政治思想,也是主张躬行儒家的德治,首要之点则是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回题。所以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海瑞也是爱民重民的,但更突出的是忠君,李贽则偏于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如五代时称为长乐老的冯道,宋明以来都为士林所不齿,而李贽对此却别有一番议论。他先引孟子的话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据此认为君臣的责任是使到“民得安养”。如“君不能安养斯民”,那么为臣的也要尽责。按照这种观点,他认为冯道在“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关于冯道在历史上的功罪是可以另行研究,但李贽的着眼点把安养斯民摆在第一位,五代时的君主既不能负起这个责任,而冯道对人民却尽了一点安养之力,因而可以肯定。由此可见,李贽认为改朝换代或事奉哪个君主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谁使人民得到安养就是有功。后来黄宗羲就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大臣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反对“从君而亡”这比较海瑞“文死谏”的忠君思想,应该是一种进步。李贽强调“安养斯民”本是符合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的,但在当时维护绝对君权的封建卫道者看来,却有点离经叛道了。不过李贽对海瑞的死谏仍是有所肯定,他为海瑞立传对上疏嘉靖皇帝事,谓“其言皆敌以下所不能堪者”,“而公直声亦遂闻天下”。即对其为人仍表示非常钦佩。

在哲学思想方面,海瑞与李贽是有同源之处,即都是来自孟子和陆王心学。前面讲过,海瑞认为人们的修己治人、立身行事都由本心所支配。他称赞孟子讲的“赤子之心”,认为天下之事有此则一言可定。至于行事的是非得失,都以内心的良知作为衡量标准。这些思想表现在李贽身上,则是提出“童心”说和“是非无定质”观点。他不承认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这个“吾心”就是他说的“童心”或“真心”,也称之为“最初一念之本心”,或说是“绝假纯真之心”。海瑞也说:“圣贤教人,干言万语,只是欲人识其真心”。可见这个“真心”,是为海、李两人所共识,也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础和认识论标准。

从以上看来,海瑞与李贽的哲学思想是否完全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海瑞讲的“识真”不仅是内省功夫;他要求“事必认真”。即使有“九分之真”而“分放过”,也“不谓之真”。所以他讲的是带有客观事实的内容,并且还要“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即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其真假,海瑞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实干家,这就表明他已突破心学的藩篱了

由于海瑞虽是宗师陆王,但他强调划清儒佛的界线。他承认儒学虽讲“寂守其心”,但是“有天下国家之用”,人生观是入世的;而禅宗则只讲“空虚寂灭”,并无补于大下国家,其人生观则是出世的,这是儒学与禅宗的根本区別、李贽则与此相反,他不但不与佛教划清界线,反而融为一休,他利用儒家和佛教中带有共性的思想,把人人可以作于佛变成接合点,并以此作为批判世俗的武器。他提倡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心”行事,就可以打破孔圣人的权威和儒学教条的束缚。他宣扬众生平等,否认男女以至士、农、工、商各种身份的人具有高低贵贱的差别。李贽在哲学上是属于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曲折反映了封建末世反对专制君权,提倡个性解放的要求,是带有民主启蒙性质的萌芽思想。

海瑞和李贽的哲学思想,虽然都是渊源于陆王心学,但发展路向不同.因而在当时社会上,两人的思想终于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海瑞思想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

对海瑞的生平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书中前几章已经作了论述,与他同时代的张居正、李贽等人的思想异同,也作了简单比较,可以说对海瑞思想的各个方面,已分别作出了评价。

至于从总体上对其为人作出盖棺论定,在海瑞去世时,朝廷曾遣礼部左侍郎沈鲤谕祭,后又命礼部议谥,郎中于孔谦请赐忠介,赠太子少保,并颁下制文,这两篇悼词内容基本相同,代表了封建国家对海瑞一生作出的评价。(编者按,此处悼词原文从略)

海瑞手迹

这两篇悼文,虽然算是官样文章,但对海瑞一生的概括,我认为还是比较全面并写出其特点的,所用典故亦较为恰当,充分表现出一位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廉洁可见、刚正不屈的清官、卫道者形象,文中的评价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海瑞去世后,在琼州府城曾建筑专祠。清初广东巡抚彭鹏曾写有一篇重修祠记,从另一个角度对海瑞作出评价。(编者按,此处祠记原文从略)

彭鹏评价海瑞着眼在他的学问,认为他一生忠贞耿介,不是由于血性之刚,而是由于能充气、存心而见得真理。至于海瑞的学问,则主要表现在文章经济方面,即能学以致用。他早年在南平当教谕时已提出这种主张,并且毕生身体力行。他虽然是个忠君的卫道士,但绝不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物。他更不是李贽所批评的那种言不顾行的假道学,他的道德文章可以说是相得而益彰。

最后说到海瑞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应该从纵向和横向方面作出比较,书中前面一些章节已经有所论述,但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海瑞思想在明代实学思潮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比较主张经世致用,而佛教讲“诸法皆空”,道家讲“以无为本”,所以相对于佛道的空、无来说,儒家是注重实学。到宋明时代,如理学家朱熹虽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却仍然坚持说:“如释氏便只说空,老氏便只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又说“释氏空,吾儒实”。到明初薛瑄更明白地说:“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即对实学的涵义作出了界定。薛瑄提出“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这是其朴素唯物论反映论观点。

明代开创江门心学的陈献章,他另有一番解说,谓“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实学也。”他强调的是自己身心的涵养功夫。接着王守仁虽然发展了心学,但仍要求作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对“日用事”要“实地用功”。由于王守仁本身也是个建功立业的人,既要破“山中贼”,又想要“破心中贼”,所以还不会离开实学。

不过无论朱学或王学,他们所要求践履的主要是封建道德纲常,而所谓实理,也逐渐变成陈腐的教条和空疏的说教。加上一些假道学的出现,言行不一,流入空谈。特别是王守仁的心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但“其教大行”之后,却出现“其弊滋甚”的现象。因而所谓王学末流,晚明时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顾炎武斥之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又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这种用空言来代替实学的人,虽然想学做圣人而结果却是愈加遥远了。

以上从儒家实学发展的过程看来,海瑞正是处在一个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当时王学虽尚流行,但已在分化为各种不同支派。海瑞虽亦宗师陆王,但始终不忘情于实学,书中上面各章节都分别有所论述。他首先是个政治实干家,同时也是个思想家。因为“品行之高由于学问,公之忠贞耿介,公之学问为之也”。而学问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学问的结晶。由于海瑞是个学问家,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称得上是个思想家。虽然他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为国为民、求真求实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方法,在他的一生中还是居于主流,因而在我国众多的思想家评传中,还应该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作者|李锦全

来源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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