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良：略说《太初历》及其历史影响——兼谈落下闳其人其事（二）

三、落下闳其人其事

史志文献中有关太初改历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前后龃龉，难定一中。至于对这次参与改历者的记载，就更其语焉不详了。

（一）史籍中有关落下闳的记载

我们细检史籍，其中有关落下闳的记载，比较可靠而时代居前者仅得以下数条：

1.《史记·历书》：“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陈术云：征士巴郡落下闳也。”司马贞《索隐》曰：“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

2.《法言·重黎》：“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

3.《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后附班固《传赞》曰：“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历数则唐都、落下闳。”班固此文又见于《文选》卷四十九，名曰《公孙弘传赞》。李善注引《益部耆旧传》曰：“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也。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亭。武帝时，友人同县谯隆荐闳，待诏太史，更作《太初历》。拜侍中，辞不受。《风俗通》曰：姓有落下，汉有落下闳。”

4.《汉书·律历志上》：“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馀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律历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弘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5.《华阳国志·巴志》：“其德操、仁义、文学、政干，若洛下闳、任文公、冯鸿卿、庞宣孟、玄文和、赵温柔、龚叔侯、杨文义等，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不胜次载者也。”又同书《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巴郡》：“文学，聘士洛下宏，字长公。”自注：“阆中人也。”

6.《隋书·律历志中》：“会通事舍人颜慜楚上书云：汉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又同书《张胄玄传》引内史通事颜敏楚之言曰：“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

7.《隋书·天文志上》：“案，虞喜云：‘落下闳为汉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浑天仪）或其所制也。”

8.《旧唐书·历志一》：“昔邓平、洛下闳造汉《太初历》，非之者十七家。”又《历志二》曰：“周天二十八宿，相距三百六十五度，前汉唐都以浑仪赤道所量。其数常定，纮带天中，仪图所准。日月往来，随交损益。”

9.《新唐书·历志三上》载僧一行《历议·日度议》曰：“古星历度及落下闳等所测，其星距远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体不异。”又曰：“以岁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时，日在斗二十三度。《汉历》气后在三日，而日先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闳等虽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犹未觉其差。然《洪范》《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汉历》，冬至，日在牵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闳等所测，自差三度，则刘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

10.《新唐书·天文志一》引李淳风之言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浑天仪也。《周礼》：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见日行黄道之验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落下闳作浑仪，其后贾逹、张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按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常定于中，国无南北之异。盖浑仪无黄道久矣。”

司马迁是太初改历的发起者之一，又以太史令之职总领其事，他的记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只是他的记载过于简略，一笔带过，难考其详。令人费解的是，《史记》的“八书”中就有一卷《历书》，但所记内容不是《太初历》，而是所谓《历术甲子篇》。从历元、岁实和朔策等历法的基本数据来看，这是一种四分历，其推步法术更近于秦至汉初曾经行用过的《颛顼历》，与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迥异。历代学者对这一问题有过大量的讨论，此不赘述。李志超、华同旭认为，《历术甲子篇》“很可能是司马迁与壶遂编制的、属于被否定的十七部历法中的一部”，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明言“余与壶遂定律历”。《太初历》的制定者为了迎合汉武帝“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的天命思想，将历数与乐律附会联系，从而篡改了某些基本的天文数据（主要是朔策和岁实），受到司马迁等世掌“天官”的畴人们的反对，所以他在《史记·历书》中只字不提《太初历》的术文，“却用《历术甲子篇》的形式记下了他对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的见解”。

扬雄比司马迁晚出近一百年，落下闳对于扬雄来说是巴蜀前贤。扬雄提及的三人中，落下闳为武帝时人，鲜于妄人为昭帝时人，耿中丞（即耿寿昌）为宣帝时人，三人皆于史有征，可见扬雄所记必有所凭藉，并非向壁虚造。

班固在《汉书》中对落下闳的记载一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笔墨，并无增益，说明相关史料之稀缺，无从增补。班、马两家的最大区别是班固在其《公孙弘传赞》中高度肯定了唐都和落下闳在历数方面的贡献，将他们与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石建等汉兴以来名臣贤大夫并列，肯定他们在“兴造功业”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中则说：“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书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只字未提唐都、邓平、落下闳等人在制历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制定的《太初历》，似有不满于《太初历》者。这也从另一角度也似可说明司马迁于《历书》中不采《太初历》而用《历术甲子篇》的曲折用意。

《益部耆旧传》是一部专记西南地区（古益州）“士女英彦”的传记类史书，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晋代陈寿。陈寿是巴西安汉（今南充市）人，与落下闳同属古巴郡人，他所记载的落下闳有姓字，有详细籍贯，甚至还有简单的交游和履历，相对显得比较丰满了。

《华阳国志》的撰者常璩比陈寿为晚出，但是他所记载的落下闳事迹却极其简略，这可能是由于二书的体例所致。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专记人物，而常璩的《华阳国志》则重在绎史。

自《隋书》以迄两《唐书》，去古已远，所载也为旧史遗文。研究落下闳，《隋志》以下的材料只可备其一说，不能做为直接材料使用。

（二）落下闳的历史贡献

如前揭，《史》《汉》所载落下闳是被征参与制定《太初历》的民间人士，他主要负责“运算转历”，也就是复杂的天文运算。落下闳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历算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太初历》是一部相当成熟且复杂的天文年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历日表，它的制定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汉书·律历志上》说：“故历本之验在于天，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前75），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有学者据此推断：汉朝着手制定《太初历》，当在元封元年（前110）之前。说明整个制历过程至少经历了6年时间，颁行30多年后，才最终确定了地位。《汉书》还记载了参与改历者“凡二十馀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可见它是集体成果，绝非某一个人所能专享。

扬雄《法言》及陈寿《益部耆旧传》均载落下闳“营（转）浑天”，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落下闳是“浑天说”最早的代表人物，浑仪（测量仪器）和浑象（演示仪器）也是由落下闳研制的。扬雄所谓“营之”者，即是转动或营造之义，并非创造性的发明制作。28任何思想观念和发明创造都应该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是一时间的遽尔所得。据天文史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浑天思想，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了，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等已有恒星赤道坐标及五星行度的精确度数，尤其前者精确到“度”以下的“太”（3/4度）、“半”（1/2度）、“少”（1/4度）、“强”（1/8度）、“弱”（少于1/8度）等小数，且有纬向的去极度；如此精确的度数和去极度，只有浑仪才能测出，而式盘、髀表等只能测量赤道经度，所以“落下闳之前当已有浑仪及其所本浑天说”。

因此，说落下闳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参与制定了《太初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落下闳制定了《太初历》，是中国天文历算的奠基人等等，则显然罔顾史实，属于有意拔高。说落下闳在浑仪与浑象的运用中有所改进完善则可，说他发明了浑仪与浑象，则显然缺乏依据。

2004年9月16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这是对落下闳这位中国古代杰出天文学家和历算家的最高评价和最好纪念。

四、落下闳研究

因为史传记载的简略和缺佚，研究者想在落下闳的生平事迹等方面有所突破，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为此，研究落下闳就要结合《太初历》来推进相关问题的深入。《太初历》是汉武帝时期建设“汉家制度”即所谓文治方面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它的制定与推行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段和比较曲折的过程，这就要结合秦至汉初历法的传承与变革来考察，既有观测技法的改进，也有运算方法的提高，还有天文历法观念的革新，更有西汉中期以来兴起的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太初历》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史和历法推步等方面所得成果尤为丰硕。相对来说，对于太初改历的时代背景、改历过程中出现的“太史派”与“方士派”的意见分歧、汉武帝对于改历的预期以及最终的取舍等等，显得相对薄弱。《太初历》的基本历数明显粗疏于之前行用的四分历，但是最终却被采纳而颁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这与先秦以来渐次流行的五行说、三统论、天命学说关系密切，也与“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有关，更与汉武帝“兴造功业”“比德三王”“受命于天”的制礼作乐思想契合。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所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更替史，频繁上演“易姓受命”，也不断变换着正朔与服色，但是尤以秦皇汉武为最。

史学界有“汉承秦制”之说，汉初因为天下初定，政废民疲，不遑详论。至武帝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于是明确提出“采风俗，定制作”，“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在礼、乐、律、历等方面都有损益建设，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也远在“秦制”之上。

就地方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普及来说，落下闳研究更应该与巴蜀地区的天算之学相结合，尤其是阆中在历史上还出现过好几位有影响的天文历法学家，这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应在传承中普及，使之弘扬光大。

在挖掘历史文化名人的效用方面，应结合落下闳在天文历算和浑仪浑象方面的成就，建设相关主题博物馆，比如天文博物馆、历法博物馆、天文仪器博物馆等等，将落下闳的贡献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展现展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使人们明其一端而晓其梗概，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从而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片面之见和夸大之辞。唯其如此，才是落下闳研究的客观路径，也是对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

作者简介： 张存良，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简帛文献和古文字及相关文化史研究。

文//来自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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