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异月新——小谈吴起变法的背景

 楚声王五年（公元前403年）对天下人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尤其是对中原人来说这是改天换地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周天子册封了赵、魏、韩这三个昔日晋国的世卿为诸侯，从此晋国解体了。而晋国曾经的邻居齐国执政的世卿田氏也正式把取代吕氏成为齐国国君一事提上日程。时代从春秋过渡到了战国，魏文侯通过李悝变法让魏国人成为了三晋中最先富起来的人。由此，不仅变法之风也日渐风靡，魏国也显露出些许春秋时“霸主”的气魄，四处征伐其他的诸侯国。

  与之同时，没有变法也没改天换地的楚国人，还是如春秋时一样守着“亲亲尊尊”的周制过日子。楚人的日子好不好过呢？答：不好过也不难过。介于春秋时期楚国的疯狂扩张，到战国初期楚国的国土面积大于三晋的土地面积的总和，人口可能还不如一个魏国多。生活在地广人稀的楚国，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简而言之是饿也不饿死，大富大贵也没有。相对于晋人来说，楚人还是蛮幸福，因为过去的两百多年里晋人不仅要为晋国了对外与楚、越等国争霸作战，也得对内作战。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君权渐渐被卿权取代，诸卿为能够挟晋君令诸卿呢，晋国引发了很多卿权争斗的血案，最著名的莫过于智伯瑶领韩家和魏家围打赵家，后面韩家和魏家又被赵家的人策反了。赵魏韩三家一起围攻智家。最后，智家被团灭了。

  以君权为主导的楚国内部没有晋国那么折腾。但是在三家分晋的第二年【楚声王六年（公元前402年）】，楚国也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楚声王竟然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盗”给弑杀了。一个国君被“盗”所杀，在东周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在楚国历史上也仅次一桩。而这个“弑君之盗”为何人？史书并没有说明，但肯定的是这个“弑君之盗”和“窃国之盗”一样妥妥地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个人。在先秦时代，就算是出逃他国的公子或者弃都而逃的国君身边都不会没有随从和侍卫。别国的情况就不说了，就拿楚昭王为例来说吧。吴国人攻破郢都后，昭王弃都而逃，在逃亡的路上昭王确实有遇上过“盗”。但是楚昭王有没有因此丧命呢？答：当然没有。因为楚昭王毕竟是楚王，即使弃都出逃身边还是有一票随途的士卫者。楚声王作为一个在位的万乘之君，出行时身旁的随从士卫者怎么会比出逃的楚昭王要少呢！

   能杀楚声王的“弑君之盗”，妥妥地是他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团队的，不然以一人之力是无法解决楚王身边的御士的。而他本人背景如最次如享有“盗圣”之名的盗跖，最好如享有“窃国大盗”之誉的齐国田恒的家族。正所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只是在先秦这样贵族的时代，当窃国者还是窃钩者不取决你的能力和想法，而取决于你的出身。盗跖何许人也，按着《庄子》来说他是鲁国大夫柳下惠的弟弟，说白了曾经的他也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鲁国的奴隶主。盗跖干“盗”之后，很多行径有背贵族的做派，但是在他占山为王的时候，也确实有不少来自当时社会底层的人追随他。于是乎，后世的人也有将盗跖占山为王一事称为“盗跖起义”。但是《庄子》内容设定，盗跖还是来自贵族之家的。也因为来自贵族之家，盗跖曾经也是受过不少贵族教育的人，所以他不仅口才很了得，他和孔子掐架没有败北，他还研究出一套“盗亦有道”的为盗之道。而“窃国大盗”之誉的齐国田恒的家族，本身是陈国的公子，留在陈国妥妥是公族，跑到齐国后按着当时规矩当上了大夫，在齐国累积数多后通过给齐国百姓借米“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法子收买了不少人心，通过民心所向来窃取齐国。

   春秋时代，无论在哪个诸侯国人们的阶级都是很固化的。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的庶民之家，那么你是没有机会当“弑君之盗”和“窃国之盗”，注定只能当一个“窃钩之盗”。随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带来得时代变革，进入战国时期，有一种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开始萌芽了。其实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的实力和威信都大不如前。从郑庄公箭射天子到楚君自号为王问鼎中原，这一系列事情都反映出诸侯们已经不那么敬重天子。原本的周天子可不是一副空架子，他的诏令诸侯们都是听从的。要不周幽王怎么能烽火台戏诸侯呢，诸侯们本来是遵守与周天子的约定，只是周幽王的行径实在失信于诸侯，最后周幽王结局属于真的没人搭救。但周幽王身死后，天下没有易姓，还有一票保王派诸侯。这才有了平王东迁。从平王东迁之初，也就是周制动摇之初。

   按着周天子的制度，天子之下是诸侯，诸侯之下是大夫，大夫之下是士，士之下是平民。若诸侯们不按着周制敬畏天子，那大夫们又为什么还按着周制去敬畏诸侯。既然足够强大的诸侯可以胁迫天子，那么足够强大的世卿又为什么不能胁迫诸侯呢。春秋末期，晋国也好，齐国也罢，不过就是东周的一个缩影。只是春秋时期，除了楚国和其他从西周开始就不怎么受到周天子影响的诸侯如吴越等等以王号自尊外，其他大国如晋齐等等都是按着周礼称公。无论晋国、齐国出了多少个霸主，这些霸主都不会自号为王。齐桓公、晋文公，郑庄公名义上都是尊王派，行为上一半一半，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诸侯国考虑。春秋时期，再牛的霸主都没能取代天子，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些大夫则是真真正正把诸侯给替换了。既然世卿大夫可以摇身一变当诸侯，那么士自然也可以取代世卿大夫。同理庶民又凭什么不能当士呢！战国时代要比春秋时代精彩，因为拉开这个时代大幕的人本身就是一群逆袭者。

   逆袭者也是最早的改革者。变法是顺应时代变化而产生的，它不仅是制度改革，也是思想革新。为什么战国时代的法家多数来自三晋地区，为什么最早变法的是三晋之一的魏国。这不全是偶然，而是三晋人的思想思潮是当时在时代的最前沿。为何魏国要变法，因为晋国的旧规章制度不适用了，也跟不是时代的脚步。魏国是一个崭新的诸侯国，自然需要新的制度。当时的法家无论主张“法”“势”“术”哪一派，核心目的都是加强君主集权。 这恰恰也是三晋的国君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加强君主集权才能杜绝自己的效仿者。晋国会三家瓜分，还不是因为晋国国君的君权被三家的卿权给架空了嘛。晋国灭亡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是君主集权不够。

   反观楚国的国情，他们和晋国人不太一样。楚人并不是从东周开始才不敬周天子，他们从西周就开始不敬周天子。纵观楚人对周天子的态度，概括地说是非暴力不合作。周昭王曾三次伐楚，最后一次伐楚不仅“丧六师于汉”，就连昭王自己也沉入了汉水。从此后，周穆王伐楚，周宣王也伐楚。《诗经》干脆不收录楚风。楚人算是上了周天子的黑名单了。于此，楚君熊渠也干脆地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说完这话，熊渠就立自己三个儿子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事后，熊渠又因为担心周厉王会伐楚而去除了王号。楚与周的关系，取决于周天子是否强大，也取决于楚人自身的力量。当周王朝强盛，而楚人弱小卑微的时候，那么楚人是天子的顺民，他们会谦卑地给天子上贡。但是当楚人开始变得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老实自觉的当顺民。所以周天子不得不多次伐楚。但是周天子多次伐楚并没换来楚人彻头彻尾的沉浮。别以为熊渠去掉了王号就等于彻底臣服了。自尊为王，是僭越周礼，蔑视周天子的行为。自尊为公，也是僭越周礼，蔑视周天子的行为。按着周的制度，公侯伯子男这些爵的升降都是天子决定。楚君只是被周天子封了一个子爵，但是楚君则让人在他使用的名器上铸了楚公的字。熊渠去了王的尊号，没有去掉公的头衔。熊渠不过就是把他之前那种嚣张的僭越方式转化一种低调的僭越方式。而这种低调的僭越方式勉强在周天子的容忍范围内。

    到东周时期，周王室衰落就连郑国这样的同姓之国都开始不怎么敬天子了。楚武王熊通则干脆重拾起熊渠的口号自立为王了。 春秋时代，历代的楚王也不怎么按老规矩。按着老规矩，灭人国绝人祀是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春秋时期不怎么流行灭国，一般情况灭国的同时还是存国。好齐桓公为了天下的和平四处征战吧，其实并没有给齐国扩多少地。齐桓公帮燕国人打山戎，事成之后燕君为了表示感谢为齐桓公送行，不留神一直送到了齐国的境内。管仲就说啦：“非天子不出境。”自古诸侯相送,燕君怎么能送人送到齐国的土地上呢。这事情不合适规矩。进入齐境，这事情显得老失礼会显得双方都很不懂规矩。齐桓公干脆把这一小块齐国的地送给燕国。这样燕君不算出国境，大家也就不失礼啦。如此高境界的事情，楚王基本上都干不了。楚文王单纯为了抢地皮打申国，问邓国借道。邓国国君因为楚文王是自己的外甥，所以邓国人不仅借道给楚人，还热情地接待了楚文王。结果，楚文王伐完了申国，转头攻打了邓国。最终申国和邓国都并入楚国。春秋时期，楚人灭国最多。因为春秋时代楚王们大部分都坚持一个“脸可以丢，地不能丢”的原则。配合这个原则，楚人最早创立了县制，灭国为县的楚王们维持楚国的运营出了任命县公外，还仿照周人亲亲尊尊的制度任命了很多封君。

    到了战国初期，楚国主要问题是封君太多。这些封君很大一部分来自楚国的亲族，也就是通常说得公族。还有一部分是与楚王异姓的中小贵族。大大小小的封君构成了楚国的贵族圈。如果把楚国的贵族分一个等级，那么第一等的一定是王室成员，如楚王的亲叔叔，亲兄弟，亲儿子等。这些人不仅拥有很大的封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机会通过弑君夺位，比如楚武王就是杀了自己侄子（一说是兄长）当上国君的，楚成王则是杀了自己的哥哥上位，楚穆王则是逼死了自己的父亲上位的等等。第二等的贵族，是楚王的远房亲戚。这个等级的贵族，没有资格通过弑君夺位，但是楚国令尹的位置往往这个等级贵族担任的。在吴起来到楚国之前，楚国异姓的令尹除了一个彭仲爽就没有外姓之人。令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一直在楚国公子和公族间轮转。其实到了战国也是一样的，楚国异姓的令尹可以掰着手指数，而且是一只手就够用了。对了，这个等级的贵族到战国中后期也可以加上外戚。第三个等级的贵族来自一些被灭国并入楚国的贵族，比彭仲爽、养由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