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无可避的日本年号，从“令和“，看我国古代年号纪年的变迁！

就在最近的愚人节，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正式宣布更换年号，将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平成”年号修改为“令和”，“令和”二字出自于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而这个年号也是日本自“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

实际上“年号”纪年制度最早起源于我国汉武帝时期，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建元元年”道：“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汉武帝登基第二年（公元前140年）立年号为“建元”，由此开始了年号这一纪年方式，“建元”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年号。

而日本使用年号的历史就要晚很多了。日本第一个年号“大化”是日本孝德天皇使用的，也就是我国的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相比我国晚了近八百年。

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统计，我国年号自使用以来正统朝代使用的年号有513个，如果再加上地方割据政权的年号，年号个数超过了900多个。同时年号纪年制度不仅仅局限于我国，还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日本，朝鲜，越南，缅甸都受我国的影响使用过年号纪年，有的是沿用中华王朝的年号，如朝鲜在明亡后，沿用了数十年“崇祯”的年号，有的是自己称制建元，如越南最后一个年号“保大”甚至用到1945年。

我国的最后一个被公认的年号是”宣统“，之后虽然还有袁世凯的“洪宪”，伪满洲国的“大同”和“康德”，但是通常不为我国历史所承认。如今随着近代以来各国政体的变化，大多数国家都开始采用公元纪年，而保留了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成为了唯一的例外。

但由于年号本来就是来自我国的概念，因此大多数年号都是来源于中国古籍。而《尚书》《周易》都是使用频次最高的典籍。以日本为例，著名的“明治”就来自于《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昭和”年号来自于《易经.说卦传》“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刚刚过去的“平成”，则出自《尚书·大禹谟》“内平外成，地平天成”。

这次的“令和”年号，日本政府有意规避了我国的古代典籍，而是采用了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的梅花之歌，此举也被日本称为1300多年来的第一次。但无奈的是我国典籍实在太过浩瀚了，即使“令和”这一年号已经有意识的规避了，却依然没有打破“中国魔咒”。

在南北朝时期，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的《锦带书十二月启·夹钟二月》中就出现了“令和”两字，文中首句就是“伏以节应佳辰，时登令月，和风拂迥，淑气浮空”。

而《万叶集》的梅花之歌，则是“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细看这两句诗词，就会发现这两者实在是太过相似，其中“令月”一词未变，“和风拂迥，淑气浮空”被化用为了“气淑风和”，仅仅只是颠倒了两个字的顺序。要知道《夹钟二月启》写于公元520年前后，而《万叶集》则成书于八世纪左右。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评判后者抄袭，但是其中借鉴之意自然是不言而喻。

相比后来对于年号的慎重，在早期对于年号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修改年号也比较随意，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就更换了十一个年号，而女皇武则天更夸张，二十一年换了十七个年号。

同时年号也不仅仅局限于两个字，四字的年号也很常用，如汉哀帝刘欣的第一个四字年号太初元将，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等等。

到了封建王朝的后期，由于历代使用的年号太过繁杂，年号也不可避免的重复了。据《中国历代年号考》统计，如“建兴”这个年号，就被使用过11次；“天祐（佑）”这个年号，也被使用过 10次。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赵匡胤即位之后，为了昭显其独特，令宰相赵普等人选择一个从未用过的年号，而群臣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年号“乾德”，结果在伐蜀之后才发现前蜀后主王衍早就用过了，这令赵匡胤颜面大失，也促进了之后的改元。

在明清之时，一方面为了减少重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了方便纪年，因此普遍采用了一世一元制即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明清之际除了明英宗使用了“正统”与“天顺”两个年号外，其他皇帝基本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其实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记忆宋元及之前的皇帝，我们通常只记得其庙号，如汉武帝，魏文帝，宋太祖；而明清的皇帝通常是记忆其年号，如洪武，嘉靖，康熙，反倒是庙号不太经常被提起了。

参考资料：《文史杂谈》《中国历代年号考》《史记》《改元与年号文化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