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侄女谈彭德怀庐山会议直言惹祸

周海滨 | 文

1958年大刮浮夸风，彭德怀对此十分清醒。这不光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对收成上的事一清二楚，更在于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掌握了真实的情况。

有一天，彭钢陪伯伯在中南海散步，碰到一位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彭钢看到他们没说几句便争了起来，伯伯十分严厉地对那位领导说：“你是分管农业的，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这可能吗？你也得讲点科学吧？”

事后，彭钢劝伯伯说你生那个气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讲吗。

彭德怀说：“你是中学生了，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吧，你想想看，就这么点大地方能长几万斤粮食吗？就是堆也要堆多厚！

1959年8月19日，是彭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到南苑机场接伯伯，伯伯回来了。”

“那天天气晴朗，飞机很快就飞来了，在我们面前徐徐降落。人们一个一个地从机舱里走出来，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走下来的人都互不吭气，气氛非常奇怪。我们往常接机看见他们都是有说有笑的，这次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各走各的路，不打任何招呼。我看见伯伯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也低头沉默着走出机舱，没有丝毫的表情。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上前接过伯伯手中的文件包，伯伯没有作声，缓缓走着，拉住我走向汽车。”

坐在车里的伯伯紧紧握着彭钢的手，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在车中冻结了，彭钢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浦安修，不知怎么才好，也不敢吱声。半天，伯伯还是先开口了，问彭钢：“你考上大学了吗？”

“考上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彭钢高兴地告诉伯伯。伯伯这才露出一丝笑容。“他问我家里情况怎样，我都一一作答。然后就不再说话。”

一到家，伯母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还未说话，已满脸都是眼泪。她哭着说：“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

伯母建议彭钢去改换志愿，不要参军上军队的学校，然而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伯伯否决了。他说：“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

彭钢现在想起这句话，告诉口述历史采集者周海滨说，觉得伯伯低估了当时的形势。

就从那天起，彭家被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突然笼罩了。“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小心翼翼。我每天看着他坐在书桌前写，写了撕，撕了又写。他背对门坐在那里不动。”

彭德怀有时也出去开会。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来报名。”

伯伯多次对彭钢说：“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可不能承认，如果承认有‘军事俱乐部’，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党会受到多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彭钢对伯伯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整不垮你的。”

1960年以后，彭钢一次次听伯伯讲起庐山会议。他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做到多快好省当然好，然而事实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饿死了那么多人……有些地方盖别墅，说是给毛主席盖的，实际上毛主席根本没有去过，是地方上的干部自己享乐，劳民伤财，败坏风气……“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应当改为“他是人民好领袖、好领导”，因为国际歌里说“从来没有救世主”。

有一次，彭钢问伯伯：“你写那封信干嘛？”

伯伯说，“我能看着人民挨饿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员，我就要考虑人民的死活。我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死活。所以有些话还是请主席来说，主席威望高。让他去纠正比我去纠正好，所以我就写了。”

在彭钢看来，伯伯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也是考虑到大局。“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么做。上庐山开会前，伯伯先去了武汉，然后坐船到九江。在路经河南时，护士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看到这些饥民，我能吃下饭吗，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能这样？到了庐山以后，看了另外一些材料，有些地区已经断粮了，不能不说。但是有些不能在会上说，所以就写信了。”

1961年底，彭德怀回湖南老家调研。“一天晚上，伯伯让我妈妈到门口放哨，他要亲自给我家重新砌灶台。他说，把庐山会议写信的底稿和一部份材料，放到坛子里，再埋到灶底下，就丢不了，也不会受潮……伯伯还特意给我妈1000元人民币，说：‘万一有事要到北京来，没有路费怎么行。’”

“庐山会议后，伯伯认为自己经受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民族在发展中经历的挫折，他发自内心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只留一身清白。他和我谈起自己蒙受的冤屈时说：历史将会为我做出公正的评价。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你是能看到的。”彭钢告诉口述历史采集者周海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