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这个让李鸿章都刮目相看的山西男人

2006年播出的由陈建斌、蒋勤勤主演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听说过，里面的男主角乔致庸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乔家第四位当家人，他创办的乔家大院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让我们走进山西晋商这段历史，看看乔致庸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晋商翘楚。

图为《乔家大院》剧照

一、乔致庸其人

乔致庸，1818年出生，1907年去世，山西祁县人，是乔家第四位当家人，人们称他为“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他在孩童时期父母去世，由他的哥哥乔致广抚养成人。在少年时期因乔致广去世，乔致庸不得不放弃学业投身商业，开始接受掌管乔氏家族。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乔氏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兴盛，成为山西家喻户晓的富商。乔氏下属复字号独霸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中国各地商埠和码头还遍布乔氏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19世纪末，乔致庸购买了大量的土地，修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的非常完整，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乔致庸与别人相处时非常谦逊，讲究诚信最重要，以美好的德行服人，他一生做出很多的善行，比如光绪三年很长时间不下雨，民间颗粒无收，乔致庸自己出钱设置粮仓救济百姓。

图为乔致庸画像

二、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是乔致庸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由于他是儒生出身，他经常把儒学的思想贯穿到商业经营中。乔致庸时常教导后代不管是做生意，还是为人处世，都要把诚信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要讲义气，不能欺骗别人，最后一位才是利益，千万不能以利为先。乔致庸还把自己亲手写的对联挂在住宅的门上，对联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用这副对联来教导子孙千万不能贪恋安逸富足的生活。

图为乔致庸家训“六不准”

乔致庸原本是想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却因家庭突遭变故被迫投身商业，他把儒学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应用于经商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乔致庸虽然成为了一个商人，但是他仍然不忘读书，他经常阅读《史记》、四书五经等书籍。乔致庸还致力于社会救济，每当出现旱灾、涝灾时，他都会慷慨的伸出援助之手。

图为乔家大院俯视图

三、用人之道

善于用人是乔致庸成为商界翘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阎维藩原来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因为帮年轻武官恩寿升迁垫支银两而被人告发，他因此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下定决心离开蔚长厚回到家乡谋求新的出路。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商业奇才，便派他的儿子准备了八抬大轿和两班人马在阎维藩等待在阎维藩回乡的必经之路上。见到阎维藩后，致庸之子又让阎维藩坐在轿子上，自己骑马陪伴在旁边，并说明这是家父特地嘱咐的，阎维藩对此非常感动。阎氏来到乔家后受到了致庸的盛情款待，致庸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的经理。阎氏深感乔家的恩情，当即表示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从担任大德恒票号的经理以来，乔氏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兴盛，可以说没有阎维藩，就没有乔氏的商业帝国。

图为大通德票号

四、结官之道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同做官之人建立联系，以此抬高身价的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非常多，官位高的有皇家贵族，官位低的有县令州府。光绪以来担任任蒙古、新疆、陕西、甘肃的封疆大吏，乔家与其几乎都有往来。光绪年间，当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时，便与乔家的两大票号交往十分密切。乔家位于的山西祁县处在川陕去京城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左宗棠在路过祁县时，特意去拜访乔宅。在和乔致庸交谈时，左宗棠一直强调，自己在西北取得的功绩离不开乔致庸两大票号的全力支持。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听说山西的商人在全国都因富裕闻名，便要求晋商出钱帮忙组建舰队。乔致庸的票号捐了10万两白银，李鸿章从此也对乔致庸刮目相看。

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

另人感到惋惜的是，在历史的车轮缓缓的向前滚动时，乔氏家族也难逃衰败的命运。清朝末年，清政府设置户部银行，官办银行开始与乔氏的票号争抢生意，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乔氏依存的清政府灭亡，乔氏也逐渐开始衰败。1937年，日本的军队占领了包头，复字号的产业全都被日伪军强占。抗战胜利后，乔氏的产业虽然有部分复兴，但是也难以再现往日的辉煌。由此可见，个人的命运难逃历史大环境的影响。

文史君说

历史再辉煌也终究只是历史，如今乔家的后人都已移居海内外各地，只留下富丽堂皇的乔家大院，向世人默默地展示着家族往日的辉煌，所谓是“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今日的我们透过那厚重古朴的建筑，精心装饰过的一砖一石和一草一木，依旧能感受到乔家六代人两百年间的发展兴亡，感受到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山西档案》，2006年03期

[2] 殷俊玲：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3] 张正明: 试论明清晋商文化，《史学集刊》，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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