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后即毁约 所以没有卖国啰？

今天，很多人的脑海中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人们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这个的“定论”就够了。但渴望探究真相的人们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历史的阅读，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即《民四条约》（即，民国四年对日条约）。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无可否认《民四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侵略势力在满蒙、山东得到巩固和扩展，在华中华南也有所增进。但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著有《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等史）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条约办法，曾叔度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

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

“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这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

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但“二十一条”的签定，无论如何，是中国的国耻。对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向国民公开发表了许多相当于“社论”的文章，要求全国官民不忘国耻，痛定思痛，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让这样的国耻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袁世凯“签约前就预谋毁约，签约后即毁约”的做法并不能完全洗刷他的卖国罪名，反而进一步佐证了其无德无小的小人形象，绝非有人刻意抹黑。从另一方面所，他袁某人在国际场合“抖机灵”大打“小算盘”，为北洋集团得了蝇头小利，卖掉的却是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国际信用，其实也就是卖国，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