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年轻时代重视交友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他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1]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2]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作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最多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他二十二日那一天，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3]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愚（柳溪）会试不售，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

特别是与陈源衮的友谊，尤为深厚。陈源兖，字岱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4]。陈源衮道光二十三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5]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6]。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霖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梅霖生患病咯血，曾国藩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霖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提到他“病势沉重，深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霖生病情发展得非常迅速，二十五日病逝。曾国藩的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枢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7]七月十五日，梅霖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所以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公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所以自从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负一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他在仕途上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1]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页。

[2]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2页。

[3]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1页。

[4]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5]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6]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1页。

[7]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