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重视钱？

鲁迅和同时代文人身上有一个显著不同，是他身上没有旧式文人的清高，谈钱的时候总是大大方方。

1923 年，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时说: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对金钱的这种深刻认识，与自己的早年经历有关。

鲁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自己家族的破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入了困顿”。鲁迅自己说：“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1] 

应该说，鲁迅这段叙述有所夸张。因为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行贿案”，以及父亲的重病，家里确实出卖了田产，但是只卖了一半，并非“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药店与当铺》一文中说，在父亲重病期间，家中“还有水田二十多亩，不过租谷仅够一年吃食费用”。

陈明远说：“周氏寡母鲁瑞和三兄弟一家人，在1896年以后，至少到1901年，仍保有一部分田产，每年可收租谷35袋至45袋（约3500―4500斤），以维持全家生活。由此可见，周家里虽然日渐败落，但尚未完全破产。”[2]

不过，这场巨大变故对鲁迅的心理冲击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幼小的他确实曾一度寄住在亲戚家里，被人暗地里称为“乞食者”。回到自己家之后，做为长子，他不得经常出入当铺当中，“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遭人白眼的同时，也明白了许多人情世故。他后来对萧军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确实，钱能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没钱上学，鲁迅不能走当时一般读书人家子弟所走的“正路”，只好选择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除了因为他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更因为这里学费、膳费全免，每年还有２两银子左右的津贴。

江南水师学堂是维新派所办的洋务学堂，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进步的事业，在当时却是被人看不起的。鲁迅说他母亲因此感觉对不起孩子，“说是由我的自便; 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鲁迅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很重。鲁迅对许寿裳说：“因为起孟（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在成为公务员之前，鲁迅一直在为“钱”这个字所苦。因此，鲁迅一生都对收入特别重视。收入是他做很多事的重要动机，为了增加收入不惜辛苦。

[1]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

[2]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