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因医疗事故被割错了肾 为何还要力挺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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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因医疗事故被割错了肾 为何还要力挺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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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卖的电影《邪不压正》中有一个关于“协和医院的肾”的哏,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哏背后的故事。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作为当时开一时风气之先的文化界领军人物,梁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很快,这次手术前前后后的故事就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其一是中西医之争的“年经”问题。当时西医(现代医学)刚刚进入中国,很多习惯了中医汤药的中国人不信任西医,更别说割肾治病这种时人听着就觉得“骇人听闻”的治疗方案了。又因为将要接受手术的患者,是横跨中国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代泰斗梁启超,这场由外科手术引发的有关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争论,在梁被推进手术室前已经引得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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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有关中西医优劣争论,也是日后引发第二个争论的大背景。

第二件争论,更可以用劲爆来形容: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刘瑞恒博士主持的手术误将梁启超健全的右肾切掉,却留下了需要切除的左肾,导致手术后梁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

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慰梅是梁思成夫妇的好友,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如此记述了这起医疗事故发生的内情,并称这是40年后(1971年)梁思成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手术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在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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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记载的事件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流传甚广,并被多人引为证据,在1971年梁思成亲口证实后,更成为证明梁启超“被割错肾”的重要证据。

而根据费慰梅的记述,这起上世纪初的著名“医疗事故”发生后,出现了和今天的众多医患纠纷相类似的情况,“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 

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医疗事故的苦主”梁启超的态度。对于这起“医疗事故”,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医院辩护。

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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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这样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狠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辨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

后来有人解释梁启超的反常行为,是因为梁早年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基于这种理念,梁启超替协和医院辩护,是怕说出真相之后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云云。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人们在纪念梁启超的同时,再次质疑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于是舆情哗然,西医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

其实,从医学角度看,外科医生切除病变脏器不会单凭术前的表皮定位,而需要在术中探查以明确病变部位和性质。众多以讹传讹的人士把外科手术想得太简单了。当然,外科医生犯糊涂的时候不是没有,但无论如何这是小概率事件,而要证明小概率事件的存在,就一定需要有确实的证据。

据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这次手术后两个月左右写的《病院笔记》记载主治医生和梁家家属在术前都知道要切的是右肾,手术切下来的也是右肾,并且确实看到“大如樱桃”的黑点,与术前X光所见相符。

做为兄弟,梁启勋对协和医院手术“割肾”的医疗方案很是不满,不满主要是两点:一是术前认为“不一定不是癌”而需要手术,术后发现“不是癌”,才知道其实不必手术;二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意,病人尿中依然带血,对医院解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也不满意,觉得既然“任其流二三十年亦不相干”,那你们还去开它干嘛呢。综上可知,梁家人对于所切除的肾是左是右,是没有疑议的。

由此看来,梁启超“割肾手术”的确是一起限于当时医疗技术的原始,所导致的误诊而引发的“医疗事故”,但绝非传说中的因主刀医生因疏忽而“切除健肾,留下病肾”的另一种玩忽职守的医疗事故。

至于“左右肾切错说”的“神说”之所以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梁启超老先生生前偏袒西学西医的“污点”:明明是“医疗事故”却不肯出面澄清真正的事实,还自欺欺人,站在院方一边。当然,正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梁启超如此“反常为妖”的原因,保护西医的名声,并没有声张。毕竟那个年代,西医还并不为广泛认同,如果张扬开来,肯定会对在中国才刚刚开始的西医造成巨大的阻碍。那个年代,只有专门研究西医的人才相信西医,而很多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对手术是极为抵触。

而谣言流毒的原因,也无外乎是当时人们对西医手术的错误曲解和部分掌握媒体发言权又力挺中医,加上部分攻讦西医的歪屁股人士刻意宣传的结果。

与之相对,在由于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所导致的“事故”发生后,梁启超仍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本文无意讨论梁老先生的功过,但就事论事,他对新事物的热情和宽容的情怀,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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