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太宗皇帝冥诞,对父亲感情深厚的唐高宗选择前往一百多里外的昭陵祭拜。皇帝出行,礼仪繁冗复杂,这一百多里地,大概得走上三天。就在途中,随行的昭仪武氏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李贤。
这一年,唐高宗李治二十六岁,武昭仪大约三十岁。永徽三年前后,两人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李弘,可能因为武昭仪地位尚不稳固,或者是出生时间太敏感(此时离太宗皇帝的死,还没到二十七个月,严格说来,李治在居丧期间近女色,是不道德的),李弘的出生没有被记录在案。
高宗的原配王皇后,是一位长相很美的女性,但结婚多年没有子女,在将生育视为婚姻第一要义的古代中国,王皇后地位衰落不可避免。而皇子李贤的出生,使得武昭仪有了和皇后一较高下的资本。
高宗皇帝对大他几岁的武昭仪很宠幸,这或许和他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有关。不难想象,成熟的武昭仪抓住皇帝的心之后,会释放出怎样的能量,要求皇帝立自己为正妻。
皇帝开始厌倦美貌却缺乏魅力的王皇后,李贤出生的次年正月,高宗迫不及待地立李弘为代王,立李贤为潞王,随后,他将王皇后的舅舅、位高权重的柳奭贬出京城。这年九月,皇帝和大臣们正式摊牌,想要将武氏立为皇后。
皇帝毕竟登基不久,换皇后这样的大事,必须获得大臣们的赞成或者认可,其中关键的几位人物,分别是皇帝的亲舅舅长孙无忌,深得太宗皇帝信任的老臣褚遂良,军功显赫的李勣,还有宰相于志宁。
长孙无忌当然不同意,他是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换皇后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处,尽管外甥李治屡屡明示暗示,他都不为所动,不过他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案来;擅长书法的褚遂良反对最为激烈,理由是武氏曾经服侍先皇,儿子将父亲的女人立为皇后,于伦理有亏,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理由;对于军事家李勣来说,换一个皇后没什么坏处,他乐观其成,甚至委婉地提示皇帝自己做主;胆小的于志宁则态度暧昧,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皇帝再年轻也是皇帝,拥有对帝国所有事务的最终裁决权,这起纷争以皇帝和武氏的胜利告终,王皇后遭到废黜,已经育有两子的武昭仪,顺利成为新皇后。
此后多年,高宗皇帝和武氏皇后关系都很融洽。
显庆元年十一月,皇后武氏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李显,李显后来做了皇帝,是为唐中宗。
龙朔二年六月,皇子李旭轮出生,李旭轮后来改名李旦,也就是唐睿宗。
可能在李旦两三岁时,即麟德二年前后,李治和皇后武氏的最后一位孩子出生,这次是个女孩,长大以后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此时,武氏已经四十岁了。
后宫显然不止于武氏一个女人,但自从武氏立为皇后,皇帝的其他女人再也没能生下孩子(也许生下了,却没能长大),毫无疑问,武氏是一个很有控制欲,也很有控制能力的女性,自从她成为皇后那天起,就稳稳地把控住了整个后宫,而针对她的指控一天都没有少过。
其中就包括指控武氏将亲生女儿掐死,嫁祸给王皇后。这里再引资治通鉴的原文:
(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武)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将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为永徽五年,也就是李贤出生那一年。这事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其一,武氏到底有没有生过另外一个女儿?答案是有的。麟德元年,高宗和皇后武氏做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追封早夭的长女为安定公主,谥号思,将其从德业寺迁葬于崇敬寺。
德业寺是一所皇家尼寺,失去凭依的宫人们可以在这里出家,而位于静安坊的崇敬寺,很可能是高宗夫妇为了安定公主专门改建的。这个女孩既然被称为“长女”,则必然出生在太平公主之前,那么,她到底生于何时呢?
按照《通鉴》的说法,安定公主大概会比李贤大一点,可是《通鉴》的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件事:永徽五年,武氏从三月至十二月,都处于孕期,即便她有足够的残忍和过人的心计来策划这件事,似乎还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那名女婴。
我们将武氏所生孩子的出生年月排列一下:
永徽三年(652年)前后,李弘出生,具体时间不详。
上元二年(675)四月二十五日,李弘猝死于洛阳,虚岁二十四,则他出生不会早于永徽二年四月底,不迟于永徽三年四月。
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李贤出生。
显庆元年(656年)十一月,李显出生。
龙朔二年(662年)六月,李旦出生。
麟德二年(665年)前后,太平公主出生,这是高宗和武氏的最后一个孩子。按照惯例,皇女出生是不可能写入正史的,只能从她的生平推测一个大致的年份。
从李弘到李贤,再到李显,每个孩子的出生间隔大约是两年,从李显到李旦,间隔了五年半,再往后到太平公主,大约是三年。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应当是最符合生育规律的。
假设这个女婴比李弘小,又比李贤大,则武氏生下长子之后不到半年就怀孕,生下一名女婴,紧接着又怀上了李贤,且武氏在怀孕期间掐死女儿,以嫁祸给王皇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古人具备的医学知识肯定不如今人,可当时与生养相关的禁忌和常识,绝不会比今天少多少,这样违背生理规律的做法,贵为皇帝和嫔妃,难道会一点认识都没有?
再大开一下脑洞,假设这名女婴是李弘的双胞胎姐妹?这个……似乎,怎么都说不过去,以唐代史官的好奇心和忠实程度,假如真有这种可能,是一定会写在史书的某一处的。
所以从时间和逻辑上推断,安定思公主几乎不可能出生在永徽五年之前,最有可能的,是生在李贤之后,李旦之前。尽管史书记载高宗自显庆年间开始身体就不太好了,但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出生,说明高宗的健康状况还不至于影响到生育,不然,高宗皇帝和武后,在那闲着的三四年时间里,都在干嘛呢?
那么,成书于宋代的《唐会要》和《资治通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很有可能是编撰者选择史料的时候,有意无意忽视了李贤的出生时间,加上武则天“劣迹斑斑”,对待儿子太过苛刻(可怜的李贤最终被武则天派人杀死),从而影响到了史学家们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将传闻当成了真事,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史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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