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历史上的中间商如何赚差价？──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证据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301 篇推送

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

在本公号第281期推送中，译介了量化历史领域中与欧洲金融史相关的新进展：13世纪以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当地的资本市场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利率降低的同时，各地间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也在上升。资本市场以外，同时期的另一场深刻变革也已进入了量化历史研究者的视野：随着帝国境内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各城市逐渐形成了许多旨在便利交易的制度。 

诸多交易相关的制度中，“中间人”制度尤为引人瞩目。13世纪中叶之后，帝国内的许多城市制定规条，指定城市中一部分居民为“中间人”，专事撮合外地客商与本地客户，同时帮助谈判购销的量与价格。交易谈妥以后，中间人可以因此获取酬劳。借助多个来源的数据，Boerner和Quint的工作论文全面探讨了这一制度在欧洲的演变与传播，并探讨了影响中间人获取酬金额的因素。

具体而言，基于Bairoch对欧洲各地城市的研究，二位作者确定了1200-1700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227个人口曾在一段时间内多于5000的城市。通过整合各个渠道的材料，他们发现在这500年间，以上城市中的约三分之一（70座）都曾制定过监管中间人的规则（见图1）。监管范围遍及酒、牲、粮食、毛皮、织物、香料、建材、汇票等多个行业。此外，商道附近城市，存在相应规则的比例更高。

图1  Bairoch列举的1200-1700年间，所有位居帝国境内、且人口多于5000的城市。红点表示当地有中间人制度，黑点代表无相关记载

监管规则的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中间人是否在当地享有特权？这一点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城市是否强制客商在交易中使用当地的中人？大部分城市在这方面不作强制要求，客商可以绕过中间人自行交易；其二，中间人是否具备垄断地位？对这一问题，大部分城市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当地政府认可的中间人才可以撮合生意。 

其次是上述权利对应的“义务”：各地城市是否管制中间人自行下场、参与交易？作者发现：在存在相应规定的城市中，约一半（34座）禁止中间人自己再做生意。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意完全来自撮合客商与当地客户所得的收入。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平台只能做平台，不能够做“自营”。如此规定的诱因，很可能是利益冲突：中间人可能偏袒自己的生意、损害竞争。 

再次，中间人的义务不止于此。除禁止从业以外，各城市大多对中间人附有如下规定：保障买家与卖家“公平”交易。怎样才能保障公平交易呢？以下是实例：比方说，卖家急需用钱，售价可能极贱。然而，撮合之时，中间人不可自行将这一点告知潜在的买方；同理，买方可能特别富有，愿意为商品付高价。然而，中人也不可擅自将这一点告知潜在卖方。价格歧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限。 

最后是中间人抽成的方式。在以上70座城市的监管规定中，中间人的合法计酬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从量，按照双方最终交易商品的件数收费；二是从价，以双方最终交易商品的价格收费为准，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少数地方存在其它收费方式，但不是主流。两位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探究了以下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各城市在从量与从价间的选择？

基于一个简单的模型，原文得到了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如果不考虑中间人自身的利益，从价收费总是更有效率；其次，从量收费的好处在于激励成交量。如果采取从价收费，出于增加收入的目的，中间人报价可能较真实价格为高，令本可实现效率改进的交易受阻；最后，当商品相对同质，从价收费的好处可能压过效率损失。当商品异质程度较高，从价收费在效率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 

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在粮食、建材等商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市场，采取从量收费的监管规定占多数；在织物等商品相对多样的市场，采取从价收费的城市是主流。作者进一步指出：从现有证据看，中间人监管的许多条款，都可从“平衡各方利益”的视角得到解释。买家、卖家和中间人的利益，需要平衡；外来客商和本地人的利益，也需要平衡；城市的短期和长期利益，亦需要平衡。历史上平衡各方利益的相关经验，又可以为面临类似问题的现代人带来启发。

文献来源: Boerner, Lars, and Daniel Quint. "Medieval matching markets." 2016, Working Paper.

轮值主编：黄英伟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