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家国观念：杂糅古今的强人意识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二百一十七）：登山耐险路，踏雪耐危桥。

在北洋史上，作为混沌乱世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登峰造极者，与二流的草头王不同，一流的大军阀断然不是一群简单的草莽武夫。然而，仅从他们对于安身立命的本钱，即麾下万千甲士的认识，还停留在士兵而不是“战士”的层面，就足以说明，这些无主义的虎狼之师，必然会被后来者淘汰。但是大军阀的思想觉悟也不简单，堪称是“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在波澜云诡的时代大潮中，展现出来更像是一种“强人意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莫过于家国观念，这也是北洋军阀“一蟹不如一蟹”之外的准则与禁锢，在改朝换代的大潮中，大多数军阀的家国观念是不明晰的，即是古今杂糅的。

例如东南半壁的实权派、长江三督盟主冯国璋，因为曾经也是清朝的“禁卫军统领”，于是做出“元年三月十日，令城南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之举。冯国璋后来可是做了北洋代理大总统的人物，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北洋象征的旗帜，竟不如逊清的感情重要。此外，一直为清朝蓄辫明志的军阀大有人在，除了“辫帅”张勋，还有甘肃都督赵惟熙等人。当然，这种迷茫与混沌，即便如北洋军阀的大家长袁项城亦然，如谈判二十五次，前后历时三个月，二十一条密约的最终敲定，并非梁启超所说说“袁氏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家国社会为何物”，实际上袁并非无民族家国观念，只不过帝王观念更强一些罢了。

其后，北洋一脉的军阀，家国观念基本上都承袭这位“老头子”的衣钵，只不过他们实力不及袁，并能做到以袁为鉴。例如民国八年，在签署“对德和约”问题上，吴佩孚曾发过轰动一时的“删电”，他说，“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又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奉系军阀掌门人张作霖的崛起，虽依靠日本，但对于日军蚕食东北的用心，也时刻加以防备。民国五年，执掌北洋中枢的皖系军阀批准日本提出的在郑家屯等五处设立领事分馆的请求，张作霖以“辗转相循，必致法权均落外人之手”为由坚决反对。

最终，北洋军阀身上诸如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把军阀说成是爱国者，但从他们的言辞中，还是能够看出他们的家国观念，虽然带着时代特有的局限，杂糅古今，迷茫混沌，但是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家国之情。这也是因为北洋军阀的强人本质决定的，这种“强人意识”来源于他们既是“清朝旧臣，也是北洋勋贵”，他们的身上虽然沾染着清朝旧官僚的诸多习气，却也没有淡忘作为一名武夫，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命与初衷，结局自然是戴着这种枷锁，在那片深不可测的欲望泥淖中蹒跚而行。

参考文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论民国前期的军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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