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圣旨与白话文学

在我们的印象中，圣旨是一种很规矩的东西，必用骈四俪六的规矩文字不行，事实并非如此，汪曾祺先生在《国子监》一文中引用了朱元璋的一道圣旨，就很是粗鄙。实际运作中，圣旨其实包括很多种类，最终呈现的，往往才是经过皇帝秘书们加工之后张贴出来的那种官样文章。   

元代的圣旨更是以白话居多，这是因为元代的皇帝们很多不懂汉语，元代的“国语”是蒙古语，有些皇帝即位之前一直呆在草原上，根本就不用学汉语。在颁布诏书的时候，往往翻译成几种文字再对外宣读，一是汉语，一是波斯语，大概还有一些翻译成藏语的。元代圣旨的开头翻译成汉语大多是这样：长生天气力里，大皇帝福荫里···，连大汗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也是如此。

这和白话文学有什么关系呢？白话文学可以上溯到唐末的变文，按照胡适的说法，还可以算上王梵志式的白话诗，而话本的出世标志着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但是宋代是很重视文化的时代，即便是白话文体在民间如此流行，也并不意味着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有了什么改变，唐宋八大家里有六位是宋朝的，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对文学的革新，改来改去还是在文言文这个范围内进行的。宋代学者虽然也承袭禅宗的做法，将语录编撰成书，但影响后世的主要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文体。可是到了元朝就不一样了，很难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皇帝却不说汉语，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还会流传上几百年）的科举取士的规矩也全改掉了，对汉族文人的优待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可资利用，赵孟頫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蒙古人在汉地统治期间吸取最多的反而是藏传佛教，其影响至今还存在，相比之下，汉族文化对蒙元王朝上层统治者的影响很有限，相反，汉族文人必须懂蒙古语才有提拔的机会，这和清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旭列兀在波斯建立的伊尔汗国后来归宗于什叶派，也可以看做是所谓“文化落后的民族被文化先进的民族同化”的例子，但是在汉地的蒙古统治者确实没有受到汉文化太多的影响，偶尔会有个别皇帝能用汉语写作甚至作诗，却是属于个案。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某官员家有皇帝亲笔所写的汉语圣旨，还发了一大通感慨，我们看清代自康熙以后，哪个皇帝不能用汉语作诗呢？

元代的汉族文人既不能通过科举取士获得功名，可以说是断了出路，上层统治者又不能欣赏汉语的文学作品，传统的文言文学就差点断根了，下层的白话文学也就兴盛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元杂剧，元杂剧的出现可以说是白话文学站稳根基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出现的白话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杂剧的影响，以往在为白话小说寻找祖宗的时候往往会直接和话本挂钩，可是《三国》《水浒》中的很多故事，都能够在元代杂剧中找到出处，杂剧是将传统的文言文学和下层的白话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典范。戏剧的影响是远远大于说书的，说书的普及势必要和城市的发展相连接，而戏剧是不论城乡都可以演的，南戏不就是起源于温州的田间地头么？在评估白话文学发展的时候，实在是应该将杂剧以至传奇的这一章重重标出来的。

这里说的主要是社会上层对白话的态度与白话文学发展的关系，元代前后正式形成了北方官话，并且流传到了后世，这当然是白话文学发展的基础所在，但与本文主题没有多大关系，就不多谈了。另外抄录一段黄侃的话，作为本文的例证：

“明初官文书体式，吴挚父以为文辞不如宋大观碑远甚（大观碑亦载其书金石上）。是后公牍，尽沿此体。大氐皆出吏胥之手，视事者无复事文学矣。而所谓圣旨则鄙俚尤甚。自古王言无不驯雅。虽前后五代，其君往往武人，而诏令必皆学士大夫所代撰，类有辞采可观诵；独元人起自塞外，其入中国，能习华语，已甚难得，于文辞义意则故苦不能入，又虑润色者失其本旨，故径以俚言俗语宣示臣僚。在元世盖不足深论，明太祖起自诸夏，乃亦因袭不改，是其失之尤甚者也。其后宦寺传宣，则尤以俚俗为纶悖矣。”

黄侃是非常反感白话文学的，据说他上一节课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用在骂白话文，我所采用的是他阐释的部分，而不是他的观点。所谓元代皇帝不能深入理解汉语云云，恐怕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蒙元诸帝不屑于学汉语才是真的。黄侃痛惜朱元璋也用俗语传圣旨，认为“失之尤甚”，实际原因大概是白话已经成了通用语，想改都改不回来了，或者根本就没动过改的念头，朱元璋肚子里墨水也不多的。不知道黄侃如果进一步往下推会怎么样，清朝皇帝的圣旨也有一些是符合他所说的“驯雅王言”的标准的，那可就与他的排满的主张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