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为了应对睡眠不足,美国大兵往往求助于能量饮料,而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军内部的《军队时报》报道称,由于任务需要现役士兵的睡眠越来越少,全球部署+高节奏作战导致一线部队偏离自然昼夜节律,这使得美军士兵在面对敌人时还要和睡魔作斗争。
对于“功能饮料”依赖的问题,如果说对“饮料”偏好源自人类的嗜甜本能(美国人比较夸张一些),那么对“功能”的追求,则显示了军队残酷而现实的一面。
镇静剂
上篇说到了困扰美军的嗑药问题,而形形色色的drugs中,除了兴奋剂,就是镇静剂。自人类有了战争这种大规模暴力形式以来,士兵就与死亡、流血和恐惧相伴,因为太过痛苦,自然就需要寻找慰藉和派遣的办法,这也是战争与镇静剂之间“牢不可破的同盟”。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镇静剂。自特洛伊战争甚至更早,葡萄酒就是希腊城邦军人必不可少的军需品。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将军们都是豪饮之辈。酒精的镇静作用分多个阶段:首先是加快血液循环,出现短时的兴奋(话多),然后是随之而来多种生理功能下降和失调(酒疯),最后过量则是认知功能丧失和混睡(喝断片了)。
然而,美国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曾执行全国性的禁酒令长达14年。这其中有社会原因,也有(当时)主流清教徒价值观里的宗教意味。总之,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美国国会趁战时禁酒措施(为了节约谷物)的机会,通过了《国家禁酒令》,开始了全国性的强制禁酒。在此前的1914年,时任海军部长的丹尼尔斯就已经发布了著名的第99号通令,全面禁止军舰携带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
对于美国大兵来说,没有酒精的日子实在太过痛苦。为了获得朝思暮想的杯中物,他们开始各想奇招,其中潜艇兵最有创意:当时的老式鱼雷燃料正好是谷物乙醇,只要鱼雷手稍微动动手脚,全艇上的弟兄们就都能喝上一杯鱼雷鸡尾酒——鱼雷燃料+各种水果汁。
海军高层反应很快,在鱼雷燃料里加入10%左右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一大摞面包就可以过滤掉这些玩意,鱼雷鸡尾酒又回到了艇员的餐桌。
如果说对酒精的迷恋只是点缀,那鸦片和它的提取物吗啡,就是美国大兵必备的正餐了。南北战争中,双方士兵都离不开鸦片,这种罂粟的粗提取物可以有效治疗和预防流行性痢疾和腹泻,还可以让人暂时从肉体和心灵的痛苦中暂时解脱。联邦军队中,鸦片是政府定量配给军需物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前文中的酒精。
还记得可乐篇中的提到的药剂师约翰·潘伯顿(John Pemberton)吗?他就是因为在南北战争中受伤,遗留下吗啡上瘾,为了解决这个恶习,才研制出了替代品可口可乐。
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战和二战期间,吗啡作为一种优质止痛药,被各国前线士兵大批量使用。美军则更为先进,医疗兵能直接在一线为伤兵有效注射控制量的吗啡,这个福音来自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的西雷特皮下注射器。
这个注射器像一管迷你牙膏,内有32毫克的吗啡。管口密封,前端配有双头针管,使用时下按针管以破封,然后进行皮下注射。注射完毕后可将注射器别在伤者领口,以便计算用量,防止用药过量。在战斗一线使用吗啡配合血浆输血,不仅减少了伤员的痛苦,避免休克,还大量提高了士兵存活率。许多二战老兵可以说:我这条命是吗啡给的!
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
随着化学工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镇静剂和战争一起进入了美国大兵的生活。到越南战争时,美军的急救包里的镇静剂种类增加了达尔丰(一种镇痛药)、可待因(从鸦片中提取的止痛剂)和多种巴比妥盐。
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1-39岁的现役和退伍军人承认使用的主要drug里:酒精51%,其他鸦片制剂12.2%,大麻12.2%,海洛因9%,可卡因6.3%。主要均为镇静剂;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军还存在着较大规模的处方药物滥用:止痛药物,肌肉松弛剂,安定剂,巴比妥类镇静剂的处方数量在2001年还不到100万,10年后的2011年增长到了超过500万。
滥用镇静剂的问题,很大一个原因在于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精神疾病带给无数美国大兵噩梦:昔日战场重现、死亡逼近、焦虑、不安、无法控制情绪。战争没能杀死他们,PTSD却在战后的岁月里逐渐侵蚀意志、毁坏家庭,甚至导致自杀。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求助于各种镇静剂。
讽刺的是,造成PTSD的根本原因——战争——依然在继续,美军在全球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执行着任务,滥用镇静剂的噩梦也将继续困扰新的美国大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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