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经济是互利的。《国富论》中是这样叙述的:“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
从现代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谁养活谁之分。农村提供农产品,城市提供工业产品、金融产品、服务产品本身两者就是互利的,“你是不是农民养活的?”这种言论当然严重偏激。
但是,经济有时并不是互利的,若是从互利,变成单方面受利,那这句话就要重新考虑了。而中国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农业、农民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可以说,建国前四十年,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农民哺育工人。
1,建国初期,农业哺育工业。
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那么要发展现代工业,只能依靠农产品来换取不多的外汇,来购买设备、技术,发展工业。因此,农民不得不面临:农业税、统购统销、义工。
这一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农业税自然大幅提高。于此同时,1953年至1985年期间,国家搞了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民剩余粮食产品,高价卖给农民工业产品,这就形成了“剪刀差”。正是这种剪刀差促进了中国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除了农业税和统购统销,农民本身也为中国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于新中国严重缺乏资金,因为当时农民不得不充当义工,也就是古代服“徭役”。今天我们看到的建国初期各大工程,包括治理淮河、治理海河、修筑各种铁路等等大工程,义务劳动的农民发挥了巨大作用。
令人心痛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为了保证城市秩序,保证工业发展,粮食优先供给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着最低粮食保障,作为粮食产地的农民却连口粮都得不到保证,只能挖野菜、吃树根、草籽充饥。
2,改革开放,牺牲农民稳定城市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稳定城市经济,持续进行了农产品价格倒挂,也就是城市农产品价格低于农村农产品收购价格,并且持续在农产品高位时抛售农产品,牺牲粮食价格来稳定物价。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城市建设、工业建设资金,农民同时却要面临高额的农业税和其他杂税。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市优先享受了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大量农民工入城务工,无数农民背井离乡拿着微薄的工资,做着血汗工厂撑起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促进了城市发展,却要面对欠薪、低福利、恶劣人权等等问题。
3,即使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农民依然做出巨大牺牲。
长时间的压榨农村资源,扶植城市经济,造成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农民困苦不堪。同时农民却要面对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享受不到与市民一样的福利、公共服务、税收利益,这就是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优先发展城市,资源倾斜城市,由此造成大量农民入城,开启了大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远高于实际价值的高房价实质上又是对农民的一次无形的剥削。
如今城市发展起来,我们猛然发现,乡村凋敝、萎缩乃至消失,人民落后,恶性事件频发,却用一句“穷山恶水出刁民”来概括,甚至对国家扶持农村,补助农业行为大加批判,这种行径是不是有些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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