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做汉奸，她在逃亡时丢失全部家当，摆脱戴笠后过上平静生活

1986年初夏，加拿大温哥华气候凉爽宜人，花草茂盛如春。在靠近英吉利海湾，一座大厦的二十五楼，住着一位曾经红透上海滩，年逾八旬却优雅、温婉的中国影后。

不管周围环境是多么的喧闹，她洁净、温馨的家里却始终是那么的安静。正是在这一方风轻云淡的天地里，诞生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口述传记——《蝴蝶回忆录》。这是成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女影星中，唯一一本回忆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翻开褪了色的相册，思潮如涌，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欢乐，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蝴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香港给一代影后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猛烈进攻上海，战至11月上海失守。各行各业蒙受巨大损失，电影界也不能例外。

不得已，电影界众多人士辗转奔赴武汉、重庆，在后方继续进行抗战宣传的影片拍摄。此外，一小部分广东籍的影人，选择了南下离战火硝烟远一些的香港，为香港电影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蝴蝶便是其中之一。

蝴蝶，原名胡瑞华（像个男人的名字），祖籍广东鹤山，1908年出生于上海提篮桥普庆里。1928年，二十岁的蝴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因而扬名上海滩。

两年后，主演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拥有了大批的粉丝。1933年元旦，上海的明星日报为了庆祝创刊成功，发起了“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进电影之发展”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蝴蝶不负众望，以绝对领先的票数击败另外两位上海名伶——阮玲玉和陈玉梅，当选为电影皇后。这份真正通过民间投票获得的影后殊荣，蝴蝶在随后的一年里又接连荣获两次。

在上海失守之后，蝴蝶所在的电影公司被炮火夷为平地，时任上海德兴洋行总经理的丈夫潘有声先走一步，来到香港的洋行谋职。随后没多久，蝴蝶也远离上海，追随丈夫到了香港。

蝴蝶到香港后的第一年，没有片约的她选择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但香港人并没有淡忘这位影后，虽然没有上海那么家喻户晓，但记者隔三差五的采访，和外出时被路人热情的围观，也是家常便饭。

虽然回归家庭，蝴蝶的社交活动依然很多，有些是和丈夫生意上有关，有些是与香港社会名流的太太们往来应酬。夫妻俩的收入还算富足，蝴蝶在有空的时候，喜欢打打网球锻炼身体。

这一年对蝴蝶来说是快乐幸福的，可惜好景不长，这种生活很快就被蔓延的炮火打乱。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广州，对香港构成直接的威胁。蝴蝶在回忆录中追述了这段时期的心情。

她说：我们虽然苟安于此，却一直心系内地的抗战，而且战事的发展，我们也曾预料，不可能长期在此居住下去。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空袭香港，蝴蝶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四处躲避空袭。

看到孩子惊恐的样子，作为母亲的蝴蝶心痛不已，犹豫是否离开香港。到了12月26日，香港已经沦陷，蝴蝶正在家中整理房间，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人闯了进来，让蝴蝶坚定了离港的决心。

日军在占领香港后，派出一些熟悉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国通，”出面对寄居在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假以怀柔政策，拉拢利诱，企图让这些知名人士为他们服务，宣传中日亲善的亡国政策。

来人叫和久田幸助，就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当他得知梅兰芳、蝴蝶在香港时，立刻锁定两人。但梅兰芳蓄须明志，坚辞不出，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这名影后的身上，甚至连“良民证”和“食品配给卡”都准备好了。

蝴蝶将香港沦陷的那天叫做“蝶耻日，”可见她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心情。见到突如其来的和久田幸助，蝴蝶没有一丝慌乱，不卑不亢的请他入座，待和久田幸助说明来意后，蝴蝶平静的告诉他，自己已息影多年，现在又身怀有孕，不再付出。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怎会善罢甘休，几天后又带着礼品来找蝴蝶。他说：日本影迷想亲眼目睹电影皇后的风采，我们想请您到东京作客，游览东京的风景名胜，顺便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合作，拍一部风景影片，叫做“蝴蝶游东京，”保证没有任何政治内容。

蝴蝶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想让自己当一个“汉奸明星，”怎么可能呢，但是面对日本特务的纠缠，也不能硬来，于是蝴蝶就想到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以怀孕为由拖延时间，伺机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主意拿定，蝴蝶和丈夫潘有声暗地里悄悄的收拾财物，将其变卖或者装箱，最后收拾出来三十多箱金银细软。为了不让日本人疑心，蝴蝶依然频频在街头露面，逛街购物、吃饭访友，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没多久，蝴蝶秘密的联系了杨慧敏，准备带着他们一家出逃香港。1942年8月的一天早上，香港大雾弥漫，蝴蝶挽着丈夫，后面保姆用推车推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装作出门访友的样子出了家门。

接应的人早就等在了路口，见到蝴蝶一家人，冲他们使了个眼色在前面带路，领着他们在晨雾中走过浅水湾，登上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躲在铜锣湾附近，等待夜幕的降临。

到了晚上，蝴蝶一家被接上了一艘小艇，到了远离岸边的水中央之后，又登上一条大船。在船上艰难跋涉了二十多天，终于到达广东曲江。上岸之后，两个孩子由接应的人用箩筐挑着，蝴蝶和丈夫步行紧跟。

整整走了一天，平时没走过这么久的蝴蝶满脚都是泡，因为走得全是荒无人烟的崎岖山路。中途拐进了一个集镇，找到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吃了点东西继续前行。蝴蝶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她一辈子走过最多的路，也是一生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然而造化弄人，蝴蝶一家人虽然逃出了香港，三十多箱的家产却全部丢失。并因为此，蝴蝶被军统头子戴笠设局俘获。这三十多箱财物是蝴蝶从影以来各种纪念品，特别是游历欧洲期间各国的赠品，还有高档戏服等物品，还有就是她和丈夫这么多年来的积蓄。

蝴蝶知道这件事以后，大病一场，几乎一蹶不振。1942年11月24日，蝴蝶一家抵达重庆。早就对蝴蝶心怀不轨的戴笠，以帮助寻找丢失财物为由，骗取了蝴蝶的信任，精心准备之后，将蝴蝶幽禁在重庆歌乐山的一处秘密居所，达两年之久。

之后戴笠又把潘有声逼回上海，并让蝴蝶夫妇在离婚书上签字。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蝴蝶终于重获自由。对于这段不堪的日子，蝴蝶在回忆录中说：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我觉得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

劫后余生的蝴蝶终于又回到上海，回到丈夫的身边，一对患难夫妻终于团圆。此时的蝴蝶已经意识到，上海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批新人比如白杨、周旋、舒秀文等，已经脱颖而出。

于是蝴蝶和丈夫再次回到了曾经拼死逃离的香港，经历了乱世烽火和流言蜚语之后，心如止水的蝴蝶在这里一呆就是二十年。潘有声创建了一家洋行，其中一个业务就是经营“蝴蝶”牌的热水瓶。

香港媒体人在采访蝴蝶时这样写道：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此时的蝴蝶依然是“皓皓白皙，”梨涡依旧那么动人，我们坐在盛开凤凰树下的庭院中，蝴蝶转身回去，捧出一盘西瓜，笑着说：刚才在冰箱里冰过了。

在那时的香港，家里有冰箱的人和有汽车的人一样罕有，说明蝴蝶的生活还是很优越富足的。从这次采访中不难看出，蝴蝶在家中悠闲自得，过着安详平静的家居生活。

但是，这样的幸福时光没过几年，厄运再次降临在蝴蝶身上。1952年，正值壮年的潘有声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回天乏术。蝴蝶的生活支柱轰然倒塌，让她痛彻心扉，保守生离死别之苦。

在回忆录中蝴蝶这样说：有声终于走了，离开我永远的走了，我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由泪水不停的从眼眶里涌出，我的心也在流血，就像已经被割成碎片一样。

不久，夫妇俩经营的洋行和水瓶厂相继倒闭，失去生活来源的蝴蝶，想方设法找寻出路。想了很久，蝴蝶认为自己能做的只有重返荧幕，然而息影将近十年，人们早已将这位电影皇后淡忘。

蝴蝶付出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街童》，她在影片中饰演一位中学老师，只是一个配角，戏份并不多，但蝴蝶演起来也感到有些生疏，有些吃力。但拍第二部的时候，蝴蝶已经应付自如了。

蝴蝶不禁感慨道：现在电影的发展和观众的水准，乃至涌现出的一批导演和新的演员，他们的知识水准和演技，远远超过了二三十年代的水平。为了不让观众失望，我仍需兢兢业业的演戏，向新演员们学习。

蝴蝶在后来李翰祥导演的《后门》中，以精湛的演技倾倒了挑剔的香港影迷，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连男士们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火花在哀痛和平静中绽放，52岁的蝴蝶在香港迎来了事业上至高荣誉——最佳女主角奖。

1966年，58岁的蝴蝶正式退出影坛，她一生中主演过上百部的电影，而她的遭遇，比电影中各种角色的命运更加曲折离奇。从风光到平淡，上位并不容易，但有尊严有智慧的谢幕，更加不易。

1989年4月25日，翩翩起舞在人间的蝴蝶，病逝于温哥华，享年81岁，她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