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地位类似商周青铜礼器，张弘范家族藏品揭开重要历史隐秘

△保定窖藏 青花釉里红镂雕花卉纹盖罐

元青花瓷器不仅是世界性艺术，还是元朝中后期的重要礼器，其规格、形制、花纹均有严格法度，象征着蒙古人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封建统治秩序。但在青花瓷所表征的世界史中，中原汉地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

1964年考古学家在保定发现了一批极其精美的青花瓷，近年来，器主才被考证为张弘范独子张珪。其家族正好在青花瓷兴起的同时彻底衰落了。个中原因，实际上就隐藏在这批青花瓷本身的形制和图案上……随着张氏的衰落，中原汉地更加边缘化，引发了更深层的扰动……

△保定八方青花执壶与马木鲁克八方鎏银铜执壶的对比 见林梅村先生研究

◎元青花瓷的意义相当于殷周青铜器，形成于元朝中后期。保定发现的最早青花瓷，器主即为张弘范之子。

据林梅村先生研究，所谓“元青花”最早出现在元仁宗时期，由位于景德镇的浮梁磁局的工匠研发成功，主要特征是钴元素的运用（钴蓝）。钴蓝作为青花瓷最典型的特征，其审美意趣源自于中亚的色目人文化（幽蓝）。实际上那批研发工匠也是由两个群体构成的，一是色目工匠，一是南宋瓷工。两个群体共同创造了世界性的元青花艺术。

△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 元青花扁壶和葫芦瓶

但由于元朝的特殊政策，色目人的文化和地位居于主要位置。因此作为皇家重器的青花瓷，其样式和图案最初是模仿回教世界的金器的，如著名的八方器。1964年保定发现的那批瓷器，即多为八方器。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著名青花瓷器藏品也是如此，色目文化居于主要位置。汉地艺术家要到陈友谅攻占饶州之后，才开始创作本土题材的作品，如三顾茅庐、鬼谷子下山等图文。

最早的元青花瓷，是皇室的赐赉瓷，用于赏赐四大汗国和元廷大臣。根据《元典章》和《元史·舆服/祭祀》，皇室对各类礼器及其图案有着森严的封建法度，青花瓷属于一类特殊的皇家重器，工匠是不得自由创作的。因此，甚至可以说：元青花类似殷周的青铜礼器，象征着封建权力等级，其背后隐藏着重要的历史真实。

△特殊的瓷器形制 蒙古包 俄罗斯馆藏

张柔、张弘范家族在元初劳苦功高，其独子张珪不仅身居高位，还得到元仁宗多次赏赐青花酒器。保定发现的2套酒器共12件，即为其中一部分。这批礼器不仅象征着张氏家族的显赫，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原汉地在世界帝国中的角色地位。

◎青花瓷在欧亚大陆兴盛的同时，是中原汉军势力的彻底衰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为何元朝官方青花瓷的样式、图案均以回教世界文化为主？后来甚至还禁止采用南宋传统形制图案。这里其实隐藏着世界性的历史线索。忽必烈蒙古宗王战争之后，世界重归和平，航海贸易和各大汗国之间的陆上贸易越加频繁，贸易相关的族群势力因此而大张。仁宗时期，这股力量已经成为主流，因此仁宗朝研发出来的青花瓷，甫一出生就具备了世界性格局。

△保定元青花 八方执壶

但这同时也反映出，忽必烈以来的传统汉化政策已经出现动摇，元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出现裂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原汉地在世界帝国体系中的地位陨落。最大的受损者，自然就是蒙古汉军势力，而汉军势力又以张弘范家族为最典型。果然，张家在稍后的“天历之变”中几乎被灭族。

实际早在仁宗时期，矛盾就已经公开了。皇太后与仁宗对待张家的立场明显不一致，皇太后似乎有意打压汉军世侯势力：在仁宗不知情的情况下，竟暴打了张珪一顿，借口是张珪干预重大人事任免。张珪被廷杖之后，“创甚”，黯然离开大都。当仁宗回京问及缘由时，张珪之子竟然不敢答复，而仁宗也只是闷闷不乐而已。

△保定 钴蓝釉戗金酒盏

➤《元史·张珪传》：延祐二年，……皇太后以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兒为太师，万户别薛参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兒非其人，别薛无功，不得为外执政。」车驾度居庸，失列门传皇太后旨，召珪切责，杖之。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帝惊曰：「乡别时，卿父无病。」景元顿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怿，……。

这种事情预示了后来更悲惨的结局。仁宗与皇太后的裂痕，实际上是蒙古两个集团的深刻对抗。这场明争暗斗在英宗（仁宗之子）被刺之后，演变到内战级别，终于以欧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张珪的五个儿子和多名侄子，在内战中被保守势力灭杀，而后又被元文宗籍没家资，残存的旁支血脉自此一蹶不振。

△保定 八方海水四爪白龙纹青花梅瓶

➤《元史·文宗本纪》：冬十月己丑朔，……紫荆关溃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张珪子武昌万户景武等率民持挺击死数百人。……壬辰，也先捏以军至保定，杀阿里沙等及张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赀。……以张珪女归也先捏。

随着蒙古内部争斗的尘埃落定，元青花瓷的礼器样式也固定化了。文宗时期，礼制严格的青花瓷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开始盛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显赫艺术，直至1352年红巾军攻克景德镇（浮梁县）。

△蒙古帝国

◎“穷极江南、富称塞北”引发失衡，酿成江淮江南的大规模动乱

张氏家族是汉军势力最典型的代表，它的衰落与元青花瓷的兴盛几乎同时发生。其背后是忽必烈传统政策的衰落，文宗为代表的欧亚新势力的崛起。而这个转折，是蒙古自身固有的世界性格局造就的。它提供的欧亚和海洋秩序，极大的促进了贸易繁荣，而贸易繁荣又促成了元朝色目势力的壮大，引发了力量对比的失衡，忽必烈的汉化政策显然难于为继。

△元代壁画 礼拜寺

保定张氏衰亡后，这种转变带来的压力在原南宋统治区很快就发酵了，不仅平民庶人，还包括士大夫、土豪、官吏，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中包括红巾起义的领导人刘福通。据近年的研究考证，刘福通家族属于安徽“界首刘氏”，刘氏家谱和《界首县志》都记载刘福通“家巨富、性豪爽”，是当地不折不扣的土豪家族。

△陈友谅 汉授天命主公之印

《界首县志》根据各种资料汇总，认为是色目人贾鲁敲诈刘家，才引发了红巾军起义。这种说法不见得准确，因为贾鲁虽然确实是色目人，但他也是地位显赫的水利工程专家，其家族富裕是不言而喻的，不见得会贪图界首刘氏的所谓珊瑚树或珍禽奇兽。但刘家的境遇与保定张氏显然是颇为相似的。

红巾起义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杜遵道，则是典型的汉地士人，甚至在顺帝朝做过国子监生。其他各地起义反元的人物，其实并非一律是穷苦贫民。一大批儒生、士人都主动加入了反元大业。

元末明初文人叶子奇在笔记《草木子》中指出了深刻的原因：随着汉军势力在朝廷上的陨落，中原汉地更加边缘化了，他概括为“穷极江南、富称塞北”。英宗文宗时期，在整个蒙古人的欧亚大陆上，中原汉地的地位已经不值一提。英宗初年，元廷正式废除了宋金祭器的形制，其中自然也包括瓷器，成为明显的标志事件之一。

△元代太原壁画 富裕的生活场景

➤《草木子》：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元史·祭祀·祭器》：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上述的历史转折，是叶子奇”穷极江南、富称塞北”名言引发广泛共鸣的主要背景。元末群豪“托此说以动天下”，最终摧毁了元朝，青花瓷与世界史均由此进入另一个时代。（完）

△元末倪瓒绘画 寂寥高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