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华夏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称谓，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系统制定了成文的礼乐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那么何为周礼？ 周礼是历代儒家士子口中构建国家社会体系的最佳模式，也是鲁迅先生口中吃人的封建礼教，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周礼的核心思想可以大略概括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说君父就该高高在上，臣子就该匍匐在地，甚至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指的为人父者要有父亲的样子，为人子者要有孩子的样子，为君者就该有君主的胸襟气度，为臣者就该竭尽臣节。总之就是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周礼对君父和臣子的要求是对等的：每要求臣子做一件事，君父也必须对等做一件事，也就是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事实上周礼的制定设计体现着一种博爱精神，比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着的保息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周礼》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周礼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所以周礼竭力鼓吹现代人看起来玄幻无比的天命所归思想，以周礼的观点任何英雄豪杰之所以功成名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努力奋斗而在于天命眷顾他们。事实上这种观点并没错，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嘛，但周礼忽略了一点：人在自然面前也并非处于逆来顺受完全被动的状态，虽然在宇宙自然中人类是那么渺小，而我们每一个个体就更微不足道了，但即使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有着属于自身的价值，人在适应着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然。当然在那个技术条件极端落后的时代周礼的作者和其他所有人都对自然怀有深深的敬畏，他们对自身的命运完全无法把握，所以在那个时代诞生这种人法天的思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那个时代人们迫切要解决的是口粮问题，而农业一向是靠天吃饭的，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尤其如此。当然农业生产本身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改造，要知道最早的原始人是不会种植粮食的，而是直接采摘自然界本就存在的野菜、野果。在那个年代农业技术的传承主要依赖于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经验成为最宝贵的财富，于是经验丰富的老辈人在族群中就会很自然地被人尊崇，所以我国很早就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传统。遗憾的是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对经验主义的过度依赖导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固执拒绝任何改变，我们很难接受自己经验之外的东西。周礼对天命和经验的过度宣扬构建了起了所有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体系，但同时也打造了一个安于天命拒绝改变的民族。

周礼虽然对等要求君父和臣子，但对等和平等并不是一回事：对臣子的要求是硬性的，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会被定罪甚至处死；对君父的要求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只是要求君父应该对等去做一些事，可如果君父不这样去做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用周礼自己的话来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好也只能踩在脚下“。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实际上也意味着下层人士必须安于现状，一辈子都没有可能改变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然而这是违反人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甘心长期屈居人下，所以总会有一些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下层人士会起而反抗，一开始统治者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构和军队可以镇压底层人士的反抗。可在统治阶级内部王室和诸侯贵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终于有一天所有矛盾集中爆发，随着西周王朝的覆灭中国历史由波澜不惊的上古三代进入动荡激变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再信奉周礼的温良恭俭让，他们用铁血和权谋打造出宏图霸业，最终在一次次的争霸斗争中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帝国诞生了。而在信仰周礼的儒家士子眼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礼崩乐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