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民战争史上，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是哪起？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利用宗教来发动农民起义并不是洪秀全的发明。早在东汉末年张角就是利用太平道教来发动黄巾大起义的。宗教思想原本只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宗教之所以也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只因为其中有一些原始平等思想和能够帮助劳动人民解脱残酷现实的美丽言辞，因此这一点往往会成为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有力工具和思想武器。但宗教并非科学的理论，利用它发动起义或革命，只能使起义或革命取得暂时的成功，而不能把起义或革命引向胜利。

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洪秀全、冯云山等农民起义的领袖，迎合了当时农民斗争的需要，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创立的“拜上帝教”中所吸收的基督教义中国化，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宗教的某些形式和精神，这样有利于吸引下层民众参加“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宣传和发动奠定组织基础。第二、“拜上帝教”把拜上帝的信仰与人民群众的日常愿望结合起来，促成基督教精神与主张衣食第一、求吉利、求如意、求平安的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从而为日后把群众由虚妄的精神世界引向为实现这些美好愿望而斗争奠定了有利的思想基础。第三、洪秀全通过“拜上帝教”宣传，他即将建立的太平天国是人间天堂，适应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需要，有利于号召教徒为建立这个国家而斗争。第四、洪秀全从基督教为上帝大家庭的观念中推衍出人无私财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把它写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这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美丽的空想，对起义群众起了巨大的鼓舞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起义的发展。

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一步步的走向它的顶峰，特别是到了1856年秋天的天京事变后，“拜上帝教”这一套理论使越来越多的太平军将士怀疑其真实性和正确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整日躲在深宫里遥控外面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的思想就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成曾说：“自六京解围之后，我主执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而且“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同时他发布的诏书有些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受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例如当安庆已被敌军包围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夜间登天“亲身觐见父皇”，聆听父皇的教导。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所有人都不能科学的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够取得重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说这是上帝造成的，那他只能再次期待上帝再显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到了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下凡”这一事实了。其实，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虽然仍然遵循某些宗教仪式，但这时已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军纪了，此时的太平军已开始出现精神涣散、军纪废弛的情形，战斗力锐减。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已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这封信为清军所获，后又落到英国驻宁波领事手里，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

总之，利用“拜上帝教”来组织和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在前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它的危害性便不可避免的流露出来，从而导致太平军的唯一的思想武器的锐利锋芒黯然消失，使太平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致命的危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是一种落后的、不科学的理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