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史》的确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写成的,这点应该没有人能否认。其主要框架和大部分内容由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完成。书中至少两次提到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是万历皇帝。看了书中万历朝相关的记录却忽然很纠结: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
《明史·食货五》关于坑冶铜铁矿的记载中提到“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因为万历帝派出去的那些税监税使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完全不能用人情常理揣度。只要某官奏言哪里有矿,税监便与奏官同往此地征收矿税,见到富户就诬陷其盗矿,见到良田美地就说其地下有矿脉,于是强制围捕、杀掠、淫辱,并侵夺其财产。大臣上疏往往视而不见,完全放任。按照明史提到,这些税监交上去的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
△明朝矿洞
➤《明史·食货五》: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剧照 锦衣卫
按照神宗本纪,万历时期因矿税而激起的较大民变事件约有14起,矛头所向都是这些税监本人,时常看到税监随从被杀的记录,其中云南税监杨荣本人被杀,但规模并不算很大;其次是随之而起的还有矿贼暴乱,万历朝记载较大的有两起(河南、郴州两处),未查到人数规模,但应该不小。此外,万历帝还大规模征收商业税,征收手段也非常离谱。几乎就是随地设点,随地征收,见到软弱胆小的商人即罚没其全部货物;甚至穷乡僻壤交易土鸡米盐都要征收商业税。
△明朝中官
➤《明史·食货五》: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
这些行为当然已经可以说得上是昏暴了。其后果不仅仅是经济凋敝,对人心的荼毒才是最可怕的,官府再无威信可言。所以断言明朝在万历时期丧失民心应该是成立的,但不是不可挽回。
△万历帝
万历帝对官员反映的这些情况的态度只有一个:帝不问、皆不省。这就非常奇怪了,难道你家的天下你一点不关心?目前流传的解释大约有两个:
1958年,郭沫若挖开定陵后对万历帝尸骨进行复原,发现两只脚一高一低,确认为肌肉萎缩症。据专家意见,这种症状既有身体痛苦,也有极大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万历帝对帝国的真实情况还能有多少关注?他的情绪波动已经成了致命毒药。
△网络配图
另一个原因正如《万历十五年》所说,万历帝与群臣之间关系紧张。由于受到张居正的“欺骗”,以及立后立储的纠纷,他对官员集团,尤其是对内阁非常厌恶。而内阁一旦不能发挥日常统筹的作用,群臣就会失去重心。万历帝的隐居幕后,是为了屏蔽官员集团,用宦官达成治国目标。又因为他自身恶病缠身、精力不济,遂对这些宦官失去监督。
在清朝修订的明史中,万历帝的种种罪行随处可见,甚至还做了盖棺定论: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这个恐怕就夸张了,万历帝的那些罪行,最多可以成立昏虐、寡德、不仁,但不至于亡国。如果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也只能说是提供了亡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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