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撒了一个大谎

古人心中，如果官场黑暗，隐居是不同流合污的最好方式，也是凸显个人高风亮节的时候。说到这里就不能忽视一个人，也是后世无数文人学者官员所推崇的一个人，他就是陶渊明。他用寥寥几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勾勒出一幅与世无争、恬谧地人间乐园。可是，陶渊明只是个很平常的人，而那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只是他用来遮盖事实的幌子。

陶渊明生于东晋官宦世家，但家族到他的手中早已破落。恰巧当时的东晋王朝政局动荡，先是桓玄篡位，接着刘裕等一批军官光复了东晋，最后刘裕夺了东晋的江山。正是如此的环境，陶渊明一生三仕三隐，早年做过吏，后来经叔父的介绍，他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因不满都邮的敲砸而弃官。那么为什么陶渊明会选择做官呢？

这要牵涉一个经济问题。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曾提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也就是说他家庭贫寒，生活拮据，亲朋好友劝他出来做官。而陶渊明是什么态度呢？《宋书》上说的很清楚，“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他借用孔子学生的典故，很直率的说自己想当个县令，筹点建设家园的钱。

既然能清楚了他出来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钱，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官俸是怎样的。陶渊明当的官是地方官，而五斗米是他每天的工资。当然这不是全部，由于战乱等因素，东晋政府给地方官划一些地，再派一些人帮他耕种，土地的收成也是他收入。根据陶渊明的传记记载，政府划给他的地达三顷之多，如果不是他老婆的强制要求，差点都用来种能酿酒的秫稻。

可是问题又来了，每天五斗米的俸禄是无法养活他的，而官田的收成基本又都用来酿酒了。似乎如此作为之后，陶渊明还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事实上，这些合法收入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其他灰色收入。根据《南齐书》记载，自刘宋建国之后，地方官员巧立名目自行立税，收入自然归于自己私囊。当然晋宋之交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

但“送故迎新”是可以确定的。顾名思义就是下属们集资送离任官员、迎新任官员。虽然送故迎新起源于汉朝，但东晋南朝更流行，而费用也是非常的庞大。《晋书》曾记载，有个叫邓攸的人任吴郡太守，郡里有送迎钱达数百万。所以即使陶渊明的县令低于郡守，他的送迎钱也不会少，至少做了县官的陶渊明，每天都能“僮仆欢迎”、“引壶熵而自酌”。

 后来，郡里派都邮下来检查工作，下属们劝他“束带见之”。于是陶渊明叹了一口气，“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随之辞职。陶渊明明显是贬低都邮，给自己一走了之找借口。事实上，都邮是郡守下属，监察各县令政绩如何，是否贪污，官位不高，但权力很大，县令们自然要恭敬迎送，当然见面礼什么也不能少。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陶渊明是否见了都邮，但他出任县令经营家园构想落了空，不得已而辞官。既然一走了之，他顺势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给自己涂上一层节操清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