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人品有问题的考生敢写信讥讽宰相，富弼为啥还“不能答”？

富弼是历任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贤相，与杜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齐名，他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在仁宗年间的那场与辽国的漫长斡旋。

檀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再度紧张。辽国遣使来索要土地，在朝中大臣“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的前提下，富弼对仁宗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担下了出使辽国的大任。在辽国，他一寸土、一个字的与辽国谈判，甚至不惜声色俱厉，冒死抗争，换来了宋辽争端的较圆满解决。

蔡东藩曾以诗这样赞他：

衔命登程竟北行，国家为重死生轻。

折冲樽俎谈何易，恃有忠诚慑虏情。

就这样一个在契丹皇帝面前都敢一句句顶回去的人物，在面对考生的质问时却哑口无言：

嘉佑四年（1059）七月，陈舜俞、钱藻、汪辅之策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并入等，陈舜俞、钱藻皆授官，汪辅之因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长编》卷一九O）

一个考生因人品不端而被罢官，却来讥诮时任宰相的富弼不作为，而富弼非但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甚至可以说是无言以对，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这事放在宋以前，或者以后，也许大度的宰相会一笑了之，小气的宰相则可能还要追究治罪，但在当时的宋朝却不能这样，因为台谏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呢？一则宋人的笔记《山堂考索续集》中这样记载到：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卷三六《官制门》）

当然，这只是在御史台和谏议院等监察势力最盛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大约是在宋仁宗朝前后。

不妨再来看两个逸闻典故。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喷到仁宗脸上，但赵祯只是用袖子擦擦，继续听包拯在那里提意见。

一次，包拯弹劾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认为他平庸无能，应该罢去三司使的职务（主管天下财政），仁宗有点为难，就提出让张尧佐去做节度使的折中方案，但包拯还是不肯，言辞越来越激烈，仁宗很生气，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回到宫中，他对自己的宠妃抱怨说：

“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仁宗情急之下误将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另一个故事则是这样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贴身的太监来为他梳头，看到一份奏折，就随口问了句是什么奏折，仁宗答道，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侍女侍从的。

这位太监就说：

“大臣家里尚且有歌姬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您侍从并不多，他们还要建议削减，岂不是太过分了？”

仁宗没有回答。太监仗着仁宗的宠信，继续说：

“如果采纳，就先从削减奴才开始吧！”

谁知仁宗听了这话，二话不说立即叫来管事太监，把这名梳头太监给赶出宫去了。事后，皇后问仁宗：

“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要将他削减呢？”

仁宗答道：

“他劝我不要听谏官的忠言，这样的人我怎么能留在身边！”

就在仁宗的包容和支持之下，宋王朝的台谏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再回到开头富弼的“不能答”，就不难理解了。科举取士是当朝大事，宰辅是不能随意参与干涉的。即使富弼当时是为宰相，想要为那个考生说话，也是爱莫能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