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乾隆，到了晚年何以贪腐成风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他风度翩翩,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在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可是到了晚年，他却贪腐成风。

乾隆四十一年初,66岁的乾隆皇帝第4次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聚集于此。一路之上，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因而，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

从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皇帝虽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登基之后，他强自隐忍了十余年，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最为重要的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东西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此外，乾隆还喜欢收藏书画、古玉，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

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还开动脑筋，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几乎无月不贡。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而这些贪腐大案不过是冰山一角，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民间财富，不知多少。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然而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晚年乾隆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乾隆四十一年，和珅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而“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的“发明”。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的。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议罪银不仅没起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

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