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吉思汗铁木真已经提高了草原民族的眼界与视野,但他的一生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征战上面。他是在蒙古的猪儿年(丁亥,1227年)在秦州清水县(今甘肃)去世的,终年六十六岁。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曾再一次强调「不杀掠」。临终前,留下破金国的重要策略: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樑,金急,必徵兵潼关。然以数万之眾,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太祖本纪》)
1234年,宋、蒙联军灭了金。宋朝方面也许觉得是一个成就,但其实已走进了成吉思汗的谋略之中。强大的蒙古一步步走向中原大地。
元朝建立后,追氍铁木真为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太祖的第三子窝阔台开始伐宋,在位十三年崩,庙号太宗;长子贵由,在位三年,崩,庙号定宗;继位的是蒙哥,在位九年,庙号宪宗;再接下来的就是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称元世祖。
成吉思汗开始提出「不杀掠」(虽然那时他的铁骑仍然以杀掠令人畏怖),这已经在思考改变草原民族的传统作风。到忽必烈的时候,更加不能不开始思考以后该怎样统治天下。他还未就帝位的时候,已经「思大有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治天下不能任意行事,要有法。有一个故事说,有位断事官不只儿,一天裡杀了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个是盗马,判了杖刑,打了,放了。但这时正有人献刀,他脑筋一转,把盗马者追回来,他亲自斩这个人,看看刀够不够快。忽必烈问不只儿,这是什麼刑?已经判杖,而且杖了,「既杖复斩,此何刑也?」(《元史・世祖本纪》),问得不只儿错愕不能作对。忽必烈这一问,也是在向本族发问。判罪,行刑,都应该有法的根据。你们根据何法何刑?怎麼可以判了又改,随便行刑。
伐宋的时候,又「戒诸将毋妄杀」。其后又「禁蒙古军马扰民」,不要「纵畜牧,损践桑稼。」
实际上,忽必烈作为一个将要入主中原的领袖,他的眼界不能不大大的提升。他从招揽的文士问以治之道,其中也必定会听到许多「治道」的经验。要有道,要有法。不过,从四处迁移的草原民族,要转到定居、建设的民族,实在需要
「大有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世祖・本纪》中看到多年的纪事,当时忽必烈最著重的,一再坚持在做的是这些事。如:
中统元年七月: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
中统三年四月:命……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
三年十二月:詔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
四年正月:賑益都路贫民之无牛者。
四年七月:詔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
四年九月:赐诸王阿只吉所部种食、牛具。
至元元年四月:詔……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
至元二年正月: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
至元七年二月: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
至元七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又有旨:「司农非细事」。
(这一年,正式定名大元,元朝开始)
至元十二年五月:詔諭参知政事高达曰:「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
至元十六年三月:给……军屯田牛具。
上面摘录的这些大事纪要,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忽必烈在这些年裡,抓紧做的大事,是把游牧转向务农。对於游牧民族来说,改变一个民族的基本习惯是很艰鉅的事情。游牧民族的心目中,认为世界最好到处都是个大草场,他们甚至见到城市、农田,都觉得可惜了,这些地方应该变成牧场才好。忽必烈所以感触地说:「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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