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贵为黄埔军校校长,中华民国统帅旗与黄埔军校校旗,则是何应钦所设计。在黄埔系中,蒋介石与何应钦有并称的地位,但是蒋介石并不认同这个论点。蒋介石曾说:没有蒋中正就没有何应钦!先不论是否如某些媒体记载,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宠臣,至少在八年抗战中,二人在战场上合作无间,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兼最高统帅,何应钦则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评论何应钦时,措词尖苛,毫不留情。他评论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之失败之一也!可见蒋介石对何应钦,已不只是有心结,而是恨之入骨,只是无法公开撕破脸而已。退守台湾后,两人勉强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
蒋介石之所以会视何应钦如眼中钉,肇因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极力主张以强大武力轰炸叛军,以及他担任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留名青史两件事,彻底得罪了蒋介石。
首先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蒋介石遭张学良、杨虎城劫持,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进攻西安,被怀疑意图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招致宋美龄强烈反对。宋美龄并在美国顾问端纳(William H. Donald)陪同下,亲自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件落幕,蒋介石获释,搭机飞返南京。
旅居纽约的黎东方教授,在谈到西安事变这一段历史时,曾亲口告诉我:自从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件落幕,蒋介石获释后,宋美龄为了感谢周恩来相救之恩,每逢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都会邀请周恩来到寓所,共同欢度耶诞节,直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全面宣战,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根本不是朋友,更不是救命恩人,但为时已晚。
其次是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盟军太平洋地区最高司令官、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将军,登上进驻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与中、美、英、苏四国的九位同盟国代表,参加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代表中国出席的是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将军。
一周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接受在华二百万日军正式投降,并分别与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在降书上签字。仪式中,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象征性地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交出身上配戴的武士刀。冈村宁次的佩刀材质是手工锻造钢,刀身、刀柄上共刻有五头狮子。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刻,蒋介石没有任何角色。
来到台湾后,何应钦被解除兵权,也未再出任公职,只应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平日深居简出,偶尔与旧识看戏、听歌、吃美食,俨然安乐公。何应钦是贵州人,与总统府二局局长龚愚、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中兴山庄主任任觉五,和我母亲都是贵州同乡,任觉五、龚慧(龚愚的妹妹)夫妇又是我的义父母。何应钦爱吃母亲做的家乡味菜肴,晚年偶尔会到家里作客。
记得有一回,何应钦等人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徐亨的台北富都大饭店听歌与看服装秀,几家的小朋友跟着大人们去凑热闹,当天走秀的第一代模特儿中,有一位高䠷秀丽的石姓模特儿,是《中央日报》海外版主编石敏的妹妹,何应钦等大人们想请她节目结束后来坐坐。不料当我们衔命去后台请人时,石姓模特儿的男朋友已等在门口接人。我们任务未达成,无功而返,大伙只得继续听歌、看表演、吃点心。
一九七0年代中期,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一档《面对历史》的访谈节目,邀请何应钦上节目谈抗日战争,却被婉拒,理由是:天下本来应该是我的,没什么好谈!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何应钦病逝台北荣总,蒋经国立即颁发褒扬令。家属以何应钦功在党国,向台北荣总提出要求,出殡当天不循惯例走侧门,而改走荣总正门,也获得蒋经国同意。岂料出殡当天灵车行驶至正门口,却因车体装饰太高无法通过,只得认命将灵车调头,由侧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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