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明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白银大时代,以茶叶、丝绸、瓷器换回从墨西哥到日本的白银。这并没有从明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白银大时代,以茶叶、丝绸、瓷器换回从墨西哥到日本的白银。这并没有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相反,康熙之后,中国越来越回归小农经济和农本思想,尤其在所谓的乾隆盛世末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华丽的锦袍下是无数的饥荒窟窿。
由于洋商希望驶入中国北方,进行更大范围的贸易,这引起各地官方担忧。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只留下广州粤海关,以免国人受到洋人洋货的沾染。
一个只有坏处的政策当然无法行之久远,十三行的垄断在当时也有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十三行垄断经营后,各行之间可以协商,互相约束,互相帮衬,形成有序的自律组织。过去,曾有小商行肆意欺骗洋商,而洋商的欺诈风险也难以杜绝。有了受约束的大行商,起码可以减少大规模的招摇撞骗。即使有欺诈,也可以让朝廷蒙受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行商之间可以互相协商定价,用今天的话来说,官方垄断还避免了各贸易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保证贸易有序。
垄断权在朝廷手中,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集权财政效率。地方势力缺乏财政支持无法坐大,而直达北京的财政渠道又非常通畅,财政集权的方式让北京的权力更加集中,垄断与集权的财政、社会架构是相适应的。
垄断行商与朝廷皇室,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群体。高贵的官员们既可以得到洋商滚滚而来的白银,又不必降尊迂贵与不懂礼貌的洋商直接打交道,体现出皇室至高无上的尊严。
经济实力显赫,政治地位低下,十三行的商人注定成为巨大的捐献者,如同一只只献祭的肥羊。他们与洋商关系密切,与官府更得打成一片。清代档案显示,洋船到港口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
为了让自己地位上升,买官用顶戴装扮自己是正常现象,物质精神双丰收。行商中的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现在,多数人使用的伍秉鉴照片,还是穿戴正式、身形瘦削的官服照片。在旁人眼里,大行商算大富大贵。在地方大员眼里,捏死他们也就跟捏死个虫子似的。因此等于养肥十三行进而抄家肥了朝廷,例如,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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