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戊戌政变后 对“六君子”动杀心的不只是慈禧|凤凰网独家

两甲子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这场改革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随后，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今年正好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凤凰网历史将围绕戊戌变法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原因等一系列问题，专访多名专家学者，下面是凤凰网历史近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教授实录。

采访/整理：王诗云

马勇教授

1、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有何作用？

凤凰网历史：历来提起“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都被视作主导性人物，他们实际在戊戌变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和我们的印象中有哪些不一样？

马勇：过去几十年来，学界很大的贡献就是纠正了“康梁叙事”，（编者注：“康梁”即康有为、梁启超，以下通用）。主要纠正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我史》。这两本书给我们这几代人的印象是，戊戌变法好像只由他们两人主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开始不一样了。一方面，把原来加给康有为、梁启超的“帽子”解决了，纠正了原来指责“康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在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告别革命，走温和的变革，更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基调。在这个过程中，就把“康梁”原来讲的内容越抬越高，因为在近代变革当中，他们是走的是温和的变革路径，指望清政府推动改革，这两方面使他们的地位上升了。老一代史学家，胡绳、冯友兰、范文澜都相信《戊戌政变记》和《我史》，因为当时的基础史料只有这些，不可能绕开，这就是话语强势，康有为、梁启超是当事者，他们确实参加了戊戌变法，又是最早的记录者。

但同时，又引起了研究者的另外一种思考，戊戌变法这么大的政治运动，怎么“康梁”师徒二人就主导了？这样，一些新资料就慢慢出来了。学者们看的档案越来越多，史料出现得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版业也有所发达，到了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有很多纪念活动，从那之后，我们开始觉得康梁的叙事不对，研究也出现了几个纠偏。

第一，“康梁叙事”可能是很片面的。他们占领了话语强势，是写作者和话语生产者，别人是政治介入者，别人只是做了，没说出来，或者不说。那么就要平衡这一点，去发掘那些“不说”的人的一些问题。另外，“康梁”的做法也有问题，杨天石老师和汤志钧先生同时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毕永年日记的发现是对1898年戊戌变法的根本性反拨。我们之前讲的戊戌政变，都是指慈禧太后对维新党人的政变，但毕永年是当时在现场的人，他到日本流亡时，在写给日本外务史的信中说，戊戌政变不是清政府对维新派的政变，而是维新派对清政府的政变。

我个人觉得，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结束之后，对于它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到比较纯粹、学理的层面，没有过去100年的那种纠葛了。今天我们再讨论戊戌变法，除了个别非历史学专业的人，借着戊戌讲自己的政治理念，真正历史学研究的戊戌变法，已经非常学术化了。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不带感情因素。但是过去100年，还是感情多于实论，大家总带着一种感情色彩讨论问题。

2、戊戌变法真是因慈禧而失败吗？

凤凰网历史：在过去的叙述当中，有很多关于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的结论，将她定义为“保守派”的代表，但变法初期，慈禧似乎还表现出了热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她后期态度上的逆转？戊戌变法真是因慈禧而失败吗？

马勇：这些年我在讨论近代早期工业化的问题，受到蒋廷黻和费正清的启发，蒋廷黻对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有一段讨论，他说，如果慈禧太后是一个保守派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启动的最初半个世纪。1860年，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启动，半个世纪后就到了1910年。慈禧太后是1860年，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和恭亲王联合执政的。从1860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这48年是中国工业化启动最迅猛的时候。费正清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慈禧太后看成守旧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早期的进步。

从现代化史的角度讲，在19世纪晚期的半个世纪，中国的工业化从零起步，到19世纪晚期结束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都相当不错。当时的史料可以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在赞美两位“大女主”：东方中华帝国的慈禧太后、西方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但是到后来，孙中山把这种赞美颠覆了，骂女主执政不好，牝鸡司晨，是中国政治的不正当。

后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重新讨论历史原初的样子。我比较倾向于，虽然慈禧太后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认识不深刻，有偏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化发生的早期，慈禧太后作为拥有最终否决权的人，她并没有很多地行使否决。因此从1860年到1894年的史料中，慈禧太后基本上没有负面消息。负面消息一是从甲午时代，一是从戊戌政变发生后，这两件事情使慈禧太后的名声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这时就形成了之前没有的、强烈的反对派。1894年之前只有一大批清议，有前清流、后清流，但是没有康有为这种异己和孙中山这种政治反对派。

因此，慈禧太后在那时的史料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个伟大的“女主”。只有在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接班时，有个别御史反对她执政，但不是反对慈禧太后这个人。慈禧太后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她大致了解世界大事，是一个开明的，愿意中国往这方面走的人，因为她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和《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哪有家长希望这个家破败的？用现在的话讲，她是主要责任人，是责任主体。

1898年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就因为洋务运动几十年，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再造，国家的再造，体制的调整，那时还不存在推翻清帝国，推翻皇帝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增长，体制本身有一个调整改造。像日本明治维新，它的伟大不是推翻了皇帝，而是在皇帝的领导下，调整了国家体制。比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构，军政官员体制的重新调整，市民社会的改造，现代国家改造，教育的发生……这些事情中国都没做。中国在之前30年的洋务运动中，就是单打一地畸形发展，魏源称之为“坚船利炮”，在“道”和“本”上没下功夫。

等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面临着直接性的失败，那时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清廷高官，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去调整，所有官僚都认为，之前确实是畸形的发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星期后，清廷就开始发布命令，让内外大臣都思考一下，中国应该怎么改，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的思想观念，和其他大臣应该是一致的，中国应该在原来增长的基础上，接受被日本打败的教训，这就是维新时代的开始，要释放社会，各地开始有活力了。像湖南、直隶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上海更不用说，社会开始改造，媒体开始释放。为什么梁启超、严复的成功不可能在1895年之前发生？因为那时候清政府虽然没有禁止，但肯定不希望出现这种一篇文章可以震动天下、引导全国舆论的媒体人。

1895年开始，资产阶级准政党政府出现，对后边的政治变革影响非常大。社会改造、政治调整，新教育也逐步提上日程，办日本式的教育，办西方一样的中小学和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至少是不反对的，因为她不是执政者，她只有最高否决权，但她没有反对。从1895年到1897年，中国的发展很平稳。

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这种变革？这就要观察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德国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进入胶州湾，但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家，谁敢把土地给外人？中国近代史上，除了1842年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的半个世纪，再没有敢割让土地，也没有敢把土地租出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土地是我的，烂在那个地方也不能给你。因此这个时候，外国人没地方做生意，没地方发展自己，找不到土地的利用，这其实是很畸形的状态。

这种状况一直僵持到《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给这些国家留了一个机会，就是日本强行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但是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发祥地，史料中记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打不赢，日本非要土地的话，台湾孤悬海外，可以把台湾给他们，但辽东不能给，因为还有些祖先葬在辽东。清廷大臣把这种想法作为重大事情去考虑。马关谈判时，你可以感受到在李鸿章的脑海里，真正想的不是不能割让台湾，不是赔款问题，而是不能割让辽东，因为这是政权发祥地。

在《马关条约》签订当天，出现了“三国干涉还辽”。三国就是俄国、德国和法国。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当时外交交涉中留下的档案，但能猜测出，德国和中国一定有一个交易，那就是德国帮助中国把辽东半岛要回来，中国给德国一个港口作为交换。因为1871年德国正式成立时，就派了水利工程师到中国沿海考察，最近清史委员会出版了两大册考察日记，你可以看到，德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金融过剩的问题，需要向东方转移，在这种状态下，德国向中国要求一块土地，一个港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在这里的勾兑和解决中可以看到，三国和清政府应该都有这种交涉。

1897年，发生了一个大问题。三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德国、俄国和法国的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就告诉德国人，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要先斩后奏，这样我们才看到历史书里讲的德国抢占胶州湾事件。占驻之后，中德两国谈判，谈到1898年3月，谈出把胶州租给德国100年的结果。紧接着一星期后，把广州湾租给了法国，再过了一星期，把大连湾旅顺口租给了俄国，紧接着，英国要求扩大香港的租界，要求租借日本人占领的威海。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空前的政治危机。

我想，清政府在谈判当中，从外国人强制性地要，最后谈判成“租”，应该说是一种重大进步，终于从《南京条约》中的强制性割让退回来了。毕竟出租的土地主权在中国，租期一到可以还回来。但是也有个大问题，清政府的政治不透明，清政府的用意以及和外国人谈判的外交交涉，大家都不知道。因此1897年到1898年的谈判过程中，南方、特别是北方，严复的《国闻报》一直在批判这件事，煽动德国人很坏，清政府很软弱，这不就把民族主义激活了吗？我个人认为，1898年春天，清政府签订的这三份协议是中国开放的巨大进步，解决了土地的合理利用，解决了外国对中国投资的担心，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意了，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康有为都认为这是一件亡国的事情。梁启超讲，要做好亡后之作，谭嗣同讲，中国都亡了，我们怎么办。因此，1898年春天才开始推动了政治变革，在整个变革过程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很得沉住气，因为他们不在第一线主持，在第一线主持的是恭亲王。从1860年开始，恭亲王就断断续续地主持朝政，1884年中法战争后休息了十年，但是总体来讲，在甲午战争后，恭亲王对清政府稳定性的掌控力度是不必怀疑的。因此，恭亲王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情绪化并没有掀起风浪，但是历史的巧合发生了，在这个关节点上，恭亲王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很不一样的变化。

凤凰网历史：您曾说，真正能够约束光绪皇帝的只有恭亲王，为什么这么讲？恭亲王在戊戌变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的死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是什么？

马勇：恭亲王一直是个“稳定器”，他一死，原来的这套政策就不行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呼吁政治改革，就被清廷接受了。接受之后，清政府还是有次序地回应了知识分子的诉求。知识分子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中国要调整政治架构，但这个政治架构不涉及到皇权问题，康有为以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在皇权之外成立一个咨询班子，在军事上，甲午战争之后如何重建海军，建设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改革军队架构，以及商业如何从真正意义上推动中国的发展。1898年清政府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其实是良性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军机处的大臣，基本都能良性地回应知识分子的诉求，因为知识分子毕竟是社会的先知先觉，我们从大量的奏折中可以看到，特别是光绪皇帝允许草民上书之后，人民有建议，清政府会研究讨论，适当发布命令，把讲变法的奏折连篇累牍下来，那就是良性互动。

为什么说恭亲王是真正能约束光绪皇帝的人？我认为，在清廷的政治架构中，恭亲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咸丰皇帝。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未亡人，她是在代行咸丰皇帝的政治架构。但是咸丰皇帝死时顾命八大臣，八大臣中即没有恭亲王，也没有醇亲王，都是非爱新觉罗家族的职业官僚和满洲贵族。但1860年咸丰皇帝去世后，恭亲王和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有它的非正当性，毕竟咸丰皇帝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做出了顾命八大臣的安排，但这个政治决断被推翻了，权力转移到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手里。这就是一个非正当性的政变。

但是恩格斯讲，“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去运用分析这个道理，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学西方，不能进步，是因为没有“恶”。这种非正当政变的发生，怎么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那就是之前不敢做的，慈禧和恭亲王必须要做，之前清廷和西方已经打了一个世纪交道，从1770年代起，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产能兴旺，中英之间的贸易就开始慢慢失衡，越来越严重，但是之后的一百年都没能解决。所以恭亲王获得权力的支撑，确实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工业化，恭亲王写过《办理通商善后章程》六条，解决了后面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恭亲王赢得了清廷的执政权力，他是议政王大臣、军机处首席、总理衙门首席。

同治皇帝接班之后是很跋扈的，他认为政权的正当性是从咸丰传到我这来的。1871年同治皇帝亲政，要修复十年前被毁掉的圆明园，结果恭亲王就跪在他面前表示反对，叔侄俩意见不统一，结果同治皇帝就很生气，最后把恭亲王撤职，免掉他所有的头衔。过几天慈禧太后知道了，就批评了同治皇帝，把恭亲王的权力全部恢复。那么清廷的政治高层就认为，恭亲王是一个有眼光的人，是一个对国家、对清王朝负责任的人，我们才感受到了恭亲王领导的政治威望。直到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迎来四岁的光绪，拿恭亲王当皇叔，因此在光绪皇帝成长的过程中，恭亲王就对他开始有很强的约束力。慈禧太后也把光绪皇帝的教育授权给了包括恭亲王在内的大臣们，她前面一个儿子，由于教育不当毁掉了。现在过继一个儿子，不能再犯历史错误，因此恭亲王在光绪皇帝的成长过程中是有力量的。所以1895年，恭亲王再出山，协助光绪皇帝处理外部危机时，也可以看到恭亲王的影响力和决断。

我们今天去读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史料，有一条可以印证恭亲王对光绪的约束力。在朝鲜问题发生后，李鸿章受到的举报非常多，心里非常不高兴。但皇帝劝他谅解，慈禧太后也劝他谅解，因为当时的体制是允许举报，而且鼓励举报的。这时李鸿章就对这种政治相当失望，在外交和朝鲜问题的处理上，李鸿章相当消极。恭亲王发现李鸿章有这种情绪后，就写了一封密信，让翁同龢到天津和李鸿章讲，不要顾及这些胡说八道的人，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可以慢慢体会出来，恭亲王是真正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有约束力的人，是有影响力的实际操作者，忠诚更不必说了。对光绪皇帝来讲，他是长者，对慈禧太后来讲，是作为小叔替嫂子管事情，可以看到他的正义正当性。所以他对光绪皇帝的约束力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3、到底谁想杀死“戊戌六君子”？

凤凰网历史：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分迅速，而且是“不审而诛”。慈禧太后为何着急去杀戊戌六君子？

马勇：戊戌六君子之外还有几个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张荫桓，戊戌的维新改革因他而起，也到他为止结束，康有为因他而进入政治中心，也因他而失败。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驻过美国公使、古巴公使、意大利公使，出使过英国，跟日本外交界的关系也非常铁，是个能人，如果不是发生戊戌变法，在李鸿章之后，张荫桓一定是很重要的外交角色。但是恰恰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戊戌六君子”被抓，张荫桓很快也被收监了，但张荫桓和这六个人的地位不一样，刘光第、杨瑞、谭嗣同都是四品、六品官员，级别很低，但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级别高。张荫桓被抓之后，立马引起国际外交界的震动，英国公使、日本公使都去营救他。这个营救过程也很有戏剧性，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找张荫桓的死对头李鸿章去救张荫桓。于是，日本公使代理林权助半夜去找李鸿章，他说，中堂你应该救张荫桓，在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的事上，张荫桓是无辜的，他是个人才。李鸿章说，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去救他，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张荫桓原来是我的部下，后来背叛我，我怎么能救他呢？林权助说，我知道中堂一定会救他，我才来找中堂。因为高人过招会惜才，你也会从国家的前途去考虑，也会讲道理，不会计较个人恩怨记死仇，李鸿章不再说话。

那么，林权助估计李鸿章可能答应了，这时李鸿章再想，现在三更半夜，明天就行刑了，我怎么救他？林权助还是不慌不忙地说，中堂若想救他，自有办法，之后就走了。林权助找李鸿章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到一点之间，过几个小时就上朝了，那时李鸿章住在贤良寺，就是现在的王府饭店，他之后怎么到的东华门，第二天早上怎么进宫，也许是提前有信给宫里，或者到了上朝时再去商量，这些过程都没有记载，但张荫桓确实因为这次营救而解脱了。清廷最后给张荫桓的处分是发配他到新疆充军，张荫桓不服气，从北京押送他充军时，骂了一路，负责押送他的两个人写写画画的，把全程记录下来了，这个资料收录进《戊戌变法资料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张荫桓一直觉得他很委屈，李鸿章和日本公使去救张荫桓，也是很正当的，但这件事对清廷来讲是一个大事，因为外交干预了中国内政。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心里的死结一下就出来了。因为根据“戊戌六君子”的交代，基本上就指向一点，他们敢认罪，敢说我们就是想包围颐和园，把太后拿住，让太后把权力交给皇上。除了刘光第不知情，谭嗣同、康广仁、林旭都不否认这一点，这就等于把光绪皇帝出卖了，好像这件事和光绪皇帝有关，至少他是利益分享者，因此，光绪和母后之间的心结就结成了。

可以看到，一是慈禧太后确实想杀死这六个人，有不杀不解恨的感觉。光绪皇帝大概也希望早点把他们杀了。因为光绪皇帝毕竟和杨锐还有一份秘招，虽然这份秘招本身和政变没关系，但毕竟他有证据在杨锐那，而杨锐也被抓住了。这样一来，光绪皇帝也希望早点杀掉这六个人，所以这六个人才被“不审而诛”。

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对很多东西也是猜测，以历史学去推理，但是史料到这就是断掉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审判六君子的记录，按常理，到了步军统领衙门，总会有问话和记录，但是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外围资料建构框架，里边就少不了这种推理。研究这种重大的政治冲突，如果没有档案就不说话，那这就成为历史空白了。所以就要去思考为什么清廷不经审判，不经司法而迅速处死这六个人，这也是后来外国对这件事情的批评。

4、慈禧太后与光绪真是“死对头”？

凤凰网历史：所谓“帝后两党之争”这个说法准确吗？它的实质是什么？又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马勇：我从来不否认“帝党”和“后党”是事实存在的，但是这和光绪、慈禧本人没关系。帝党和后党不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出现的，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觉得可能和1888年有关。1888年，光绪皇帝亲政的时候，慈禧太后必须要把权力要移交给他，因为她对这个儿子非常喜欢，光绪皇帝读书读得很好，而且文明、勤奋，我个人觉得他是中国这五百个皇帝中最优秀的，就是命不好，身体不好。而且他懂英语，有专门的英语老师，而且懂现代政治，研究宪政，研究西方宪法。慈禧太后对他非常欣赏，1888年他刚刚17岁，亲政是必然的，太后就想把权力移交给儿子。

1888年是清廷政治中的很重要的年份：北洋海军成军，表明清帝国已经从原来的衰落状态走向振兴，历史当中讲的“同光中兴”不是假的，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真的振兴了，那应该是慈禧太后最高兴的时候。有这么优秀的儿子，又是大清帝国感觉最好的时候，那么就应该结束一个时代，开辟一个新时代，太后的想法就是，选择一个黄道吉日移交权力。结果光绪皇帝长跪不起，说母后不能走，我现在还年轻，这么大的国家，我哪能负得了这么大的责任？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长跪不起，他说太后不能走，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就退隐山林了。醇亲王也长跪不起。

在这种请求下，如果慈禧太后当时铁了心，执意移交权力，那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结果她心软了，对儿子的爱，对王朝的责任，各种因素促使的结局就是：那好吧，我帮你再看两年，但是皇上要开始亲政，开始见习处理政务，但是慈禧太后也处理政务，这是中国政治当中最忌讳的，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1888年慈禧太后的犹豫，就导致了天有二日、国有二主，之后一波年轻的边缘化政治人物开始往光绪皇帝身边靠拢，慢慢形成了以皇帝的利益为利益的所谓“帝党”。

另外还有一波老臣，像李鸿章，从1860年慈禧太后刚刚掌权时，李鸿章就已经是江西巡抚了，1888年李鸿章已经60多岁，该告老还乡了。像李鸿章这样的老臣有一大批，这一批人就和慈禧太后共进退，不可能再去投靠小皇帝了。中国老的政治原则本来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新皇帝认不认我，我不能自己出卖自己。因为这种政治格局，1888年开始渐渐形成“帝党”、“后党”，有一波人跟着太后维稳，只要太后在，我们就把这个家看好，小皇帝上来之后，我们就告老还乡，这是老政治家在中国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但因此围绕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就有两种不同的人。比如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和光绪皇帝还有某种亲戚关系，他和珍妃的哥哥关系非常铁，原来的政治失意者、边缘者出于各种因素向光绪靠拢。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张荫桓也开始慢慢游离。因为张荫桓的年龄不太大，跟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都不错，他也开始更多地偏向“帝党”，1895年之前慢慢就形成了两党，甲午战争前，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人，就主张皇帝对一些重大事务采用强硬办法。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决断，是逐步往强硬上走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光绪皇帝身边的一波人导致的。这一波人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一个外交事件让皇帝树威。如果这件事情是光绪皇帝处理的，而且赢了，皇帝的威望当然会提高，这相当于御驾亲征的效果，未来亲政肯定不一样。

而且1894年恰恰是慈禧太后真正下决心要彻底退出的时刻。1894年旧历年初一开始，慈禧太后就不断发布奖赏，奖励跟随她一辈子的老臣、满洲人、汉人。可以明显感觉到，1894年慈禧太后过60大寿时，想用60大寿来结束一个时代，从1888年到1894年，她又给光绪“看了”六年家，60大寿是退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1894年是清政府的“政治大年”。慈禧太后要离开，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慈禧要重修颐和园？因为太后讲，她退位之后，不再住在宫里，不再干预朝政，要住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完全退隐。我们讲的“帝党”、“后党”，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下形成了。我觉得，这样去还原可能更有道理，而不是总去分析慈禧光绪母子是“死对头”。

5、亢奋、激情的状态是晚清变革一大问题

凤凰网历史：一直以来，关于晚清应该选择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议一直存在，有人认为，慈禧推行的清末新政更适合晚清中国的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马勇：其实历史发展中，最早都是走这种中间路线，走不下来才走极端路线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三代的发展就是有继承，有添加，有去除，是一个损益的过程。《周易》里也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政治发展，包括人类政治发展也都是这样。在晚清中国，对政治权力的厌恶，非去之而不可的决心发生得很迟。从1860年开始，晚清政治走到一个新时代，工业化发生，等到甲午战争失败，都没有人想到推翻清廷，推翻满洲人，更不要说废除皇帝，走向共和，走向民主政治。894年11月，孙中山的一个人觉醒，十几年后，导致了民族和国家的觉醒，但今天还原那段历史，孙中山很孤独，一个人在檀香山和二十几位同道成立兴中会，就要推翻满清，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还专门写过文章，讨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但在那时，革命并不是中国人的选择，即使1900年发生义和团这样的大事件，中国人对清廷都没有真正丧失信心，也没有做出推翻清廷的选择。1901年，梁启超在流亡时发表《立宪法议》，他对世界大势有统揽的考虑，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种流行的体制，一是大清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一是美国由人民做主的共和政治，一是日本正在实行的君主立宪。

从《立宪法议》可以看到，1901年梁启超的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到日俄战争，五大臣出洋考察，清政府实际推行预备立宪之后，更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所以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真的非常边缘化，杨天石老师等老一代的研究者都认为，1906年之后，革命进入了高潮，但我认为，革命恰恰在这时走向了毁灭。发动武装起义，不是表明革命要进入高潮，而是革命就此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流亡在海外？孙中山觉得，几个月前发动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他在现场都没成功，这次他不在，怎么能成功？革命毫无这种可能性。因此当时，中国所建构的体制就是走向君主立宪国家，君主权力至上，但是又受到某种边界的约束。晚清的政治路径变革是必然的，但是变革的方向并不是要去除君主。

包括严复，他是始终不变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大家都认为君主立宪好，但为什么晚清最后没能往君主立宪发展？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因为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改到自己”怎么办。从君主和国家的权力角度看，君主本身对立宪都没有意见，但是原来跟随君主打江山的这波人有意见。清代有八大王爷，后来有十二王爷，这些利益既得者，他们的特权历代相传，犯罪都不被治罪，但如果走向君主立宪，他们的政治特权就没了。

因此清廷到最后阶段，没有想到一个退出机制，为什么不能让这些王爷们继续享受特权，在共和体制下，给他们一个特例呢？立宪之后不再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但是已有的特权应该保住，设立一个退出机制，否则这些特权阶层会认为，我们祖上抛头颅洒热血换的江山，付出那么大代价，凭什么你一句话就把我们取缔了。

1911年底到1912年初朝代的更迭，就是因为最后时刻没有解决如何收买特殊权力阶层，而且时间太匆忙。1921年，章太炎在《大改革议》中也很后悔，说我们当年为什么没有去思考未来怎么建构。如果把严复、梁启超、杨栋的思想容纳进来，很从容地去选择，但是假如大家对这个小皇帝不满意，我们可以重新选一个皇帝。皇帝实际上是大家妥协的产物，并不是血统占优势，严复这篇文章是向全世界公布的，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但是那时大家都处在一种亢奋、激情状态，没有人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革命和立宪的选择当中，真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温和的、坚定的改革，但是历史往往就一定要走向极端，理想中的历史，和实际历史之间的差别，放在晚清至民国的背景当中可以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