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却因他使儒学脱颖而出

原标题:汉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却因他使儒学脱颖而出

汉代儒学的独尊，是一个文化思想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竞争的结果，整个汉朝，没有一个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文化政策，我们去看《史记》、《汉书》，看不到汉武帝颁布过这样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句话是后来的人根据汉武帝时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主张归纳的，但这只是董仲舒的个人主张，并不是帝国的文化政策。

另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也不是儒家战胜其它各家，而是诸子百家融为一家，百川汇流，总其大成。特别是儒、法、道三家，正是汇流后的帝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取其名，法取其实，道取其神。汉代的儒学，已经汇集了诸子百家时代的儒家的理想主义气质、法家的现实主义的手段、道家的神秘主义风格，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朝家法——王霸道杂之。

儒家有一个比诸子百家中其它各家更大的优势，就是他的精英知识属性，他们拥有大量的经典著作（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孟子等等），因此重视经典传承，有着发达的教育传统，所以比起其它几家，儒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性特别强，人才辈出，推陈出新，它不是简单地整合总结前辈的思想，而是往往能在前人思想的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所以孔子讲仁，孟子从仁发展出性善，荀子则怀疑性善，而从性恶的角度谈论仁，后来还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等，每一次儒家内部都会有一些大胆的突破。这是其它各家所不能做到的。

秦汉之际，儒家开始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面对民间思潮的兴起，儒家的知识精英大胆地吸引民间的文化。二是，理想主义的儒家，开始意识到“现实主义”的意义，仁义道德的理想，只有化为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才能行得通，要“与时变化”，要“知当世之要务”。

武帝时代的董仲舒的出现，把先秦儒家思想改造成汉代的儒学。董仲舒成功地把民间文化吸收改造，同时把儒家的理想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结合，整合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起一套系统和庞大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帝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是古代中国进入帝国时代的标志，因为真正的帝国，虽然通过暴力建立，但却不依靠暴力而发展，这是秦朝短命的原因，也是汉朝长命的原因。帝国的真正权力来源是文化，比较一下近代以暴力扩张的德国、日本的失败和以暴力为基础但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美国的帝国事业成就，也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奥秘。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可以说将中国文化的思维活动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套东西，在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的深刻性上既突破了诸子百家而综其大成，又没有和传统思想和文化彻底决裂，它保留了诸子百家的精髓，并大胆吸收民间文化，改造精英文化，从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水平。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非常成功的，经过这一翻改造提升的儒家，可以说是既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又吸纳了秦汉以来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成为最适合帝国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也是后来儒学可以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最终独尊的根本原因。